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征兵工作条例


(1995年9月26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04年4月1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工作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征兵是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平时的征兵工作。战时的征兵工作，依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执行。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户籍在本省的公民以及接兵部队人员，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全省每年征兵人数、时间和要求，以及适龄女性公民和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的特殊征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省军区依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征兵命令确定。


第五条 征兵和兵役登记工作所需经费，由省、市（州）、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列入地方预算“兵役征集费”科目。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征兵和兵役登记工作经费应当纳入县级年度财政预算。

征兵和兵役登记工作经费，由征兵办公室负责管理，专款专用，接受上级兵役机关和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严禁利用征兵工作向适龄公民及其家属收取费用。


第六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国家的优待。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组织，应当按规定落实对义务兵及其家属的各项优待；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予以安置。

第七条 征兵期间，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招聘录用人员时，应当服从征兵工作的需要。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兵宣传教育纳入国防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规划。

兵役机关及各部门、各单位和基层组织应当向公民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认真做好征兵宣传教育和适龄公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公民依法履行兵役义务。


第九条 完成征兵工作任务成绩显著的市（州）、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由上级人民政府和兵役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积极支持、鼓励亲属应征且事迹突出的公民，以及在征兵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征兵工作人员，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兵役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十条 全省的征兵工作，在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的领导下，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组织实施。

军分区（警备区）、县人民武装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在上级兵役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法开展征兵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的征兵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征兵工作法律法规；

（二）拟定兵役登记和兵员调拨、被装发放、新兵交接和运输、征兵经费分拨等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征兵工作，并对征兵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四）制定保证新兵政治、文化、身体素质的审查、检查措施，并监督落实；

（五）负责办理从非军事部门直接招收士官的工作。


（六）负责征兵全过程的安全工作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征兵工作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征兵工作。

第十三条 征兵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县征兵办公室的安排和要求，办理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征兵工作。



第三章 兵 役 登 记



第十四条 县征兵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兵役登记工作，公安、卫生、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兵役登记工作应当在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完成，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承办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的兵役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县征兵办公室的要求，告示或者书面通知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的适龄公民按时履行兵役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全省实行兵役证制度。凡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户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机构进行兵役登记，并领取兵役证。

已经领取了兵役证但未征集入伍的适龄公民，以后每年应当携带兵役证到兵役登记机构进行核验，直至年满二十二周岁止。

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兵役登记机构登记、核验的，经兵役登记机构同意，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可以代其进行登记、核验。

兵役登记机构应当为适龄公民兵役登记、核验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兵役证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印制，县征兵办公室负责签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负责兵役登记工作的机构负责发放、审核和管理。征兵办公室、负责兵役登记工作的机构、适龄公民和有关部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役证不得转借、涂改和伪造，遗失兵役证的，应当及时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二）经兵役登记的适龄公民变更户籍所在地或者就业单位，应当及时办理兵役登记变更手续；

（三）对年满十八至二十二周岁的男性公民，在办理就业、就学、申请出境、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时，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查验其兵役证，发现没有登记或者没有核验的，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县征兵办公室的要求，对本地区或者本单位登记的公民，进行目测、病史调查和政治、文化情况初步审查后，依法确定应服兵役、免服兵役、缓服兵役或者不得服兵役，按照规定人数，择优选定预征对象，报县征兵办公室审核批准后，确定当年的预征对象，并通知本人。

第十九条 对已确定的预征对象，县征兵办公室和基层有关单位应当加强管理、教育和考察。

预征对象离开常住户口地一个月以上的，应当向所在基层单位或者组织报告去向和联系办法，并按照县征兵办公室的通知及时返回应征。



第四章 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



第二十条 征兵体格检查工作在省、市（州）、县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和协调下，由县卫生行政部门具体负责。

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征兵体检站的建设，完善体检设施器材，改善征兵体检站工作环境。县征兵办公室应当加强对体检站的管理，规范体检工作秩序。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县征兵办公室确定的送检人数，组织应征公民按时到指定的体检站进行体格检查。

第二十一条 征兵体格检查实行医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和主检医生负责制。医务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和有关体格检查标准，对应征公民实施体格检查。县征兵办公室应当组织对准备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进行体格抽查和复查。

应征公民应当按照要求参加体格检查，并如实反映健康状况。

第二十二条 征兵政治审查工作在省、市（州）、县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和协调下，由县公安部门具体负责，有关单位和公民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基层派出所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在当地务工经商的非本地户籍应征公民出具现实表现证明。

政治审查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政审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政治审查工作的各项规定。

建立和完善征兵政审工作中的逐级政审、联审和互审机制。

第二十三条 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征兵工作期间，在其单位享受的福利待遇不变。



第五章 审定、交接新兵和接收退兵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应当向县征兵办公室择优推荐预定新兵。

县征兵办公室应当召集有体检、政审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接兵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定兵会议，对符合征集条件的应征公民全面衡量，择优定兵。

新兵名单确定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对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集条件的革命烈士和革命伤残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县征兵办公室应当优先批准其入伍。

第二十五条 正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征集条件的，应当优先批准入伍，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优待；原就读学校按有关规定保留其学籍，退伍后准其复学，并按规定落实有关优惠政策；不愿复学的，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安置。

第二十六条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由县征兵办公室发给《入伍通知书》，有关部门凭《入伍通知书》办理相关手续。应征公民自批准入伍之日起其家属享受军属待遇。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应当向县征兵办公室移交被批准入伍公民的档案材料。县征兵办公室应当按规定向新兵部队移交完整的新兵档案并将入伍新兵花名册抄送县民政部门。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含各类经济组织）在职人员的，由原单位发给离职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当地另有其他优待规定的，可一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县征兵办公室应当根据上级征兵办公室的工作计划，做好派人送兵、新兵自行报到或者部队派人接兵的实施方案，严密组织，确保安全，保证新兵按时到达部队。

各级征兵办公室对派人送兵、新兵自行报到和部队派人接兵应当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车站、码头、机场、军供站对新兵乘车（船、机）和中转应当予以保障。

第二十九条 对部队按规定退回的不合格新兵，省征兵办公室按规定核查，并通知市（州）征兵办公室，由原征集的县征兵办公室接收，注销其入伍手续，公安机关应当准予落户，原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或者院校学生的，原单位应当准予复职、复工、复学。

第三十条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属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一条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和体格检查，拒绝、逃避征集的，由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自觉履行兵役义务，经教育不改的，处以年优待金标准一至二倍罚款。

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从拒绝、逃避征集之日起二年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得对其录用；教育部门取消其报考高、中等院校资格；公安机关不得为其办理出境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是在职人员的，所在单位不得为其晋级或者增加工资，并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至1000元的罚款；是在职人员的，可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体检时冒名顶替或者隐瞒、伪造病史的；

（二）伪造兵役证或者提供假户口、假年龄、假文凭、假现实表现等虚假证明材料的；

（三）干涉、阻挠公民参加兵役登记、体检和应征入伍的；

（四）包庇、纵容适龄公民逃避兵役登记和逃避征集的；

（五）拒绝、阻碍征兵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扰乱征兵工作秩序的；

（六）冒充军人身份或者征兵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

第三十三条 征兵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兵办公室提出意见，所在单

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逃避服兵役的人员提供方便或者故意把明显不合格人员征集入伍的；

（二）玩忽职守，泄漏征兵工作机密，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违反规定，擅自办理入伍手续的；

（四）在体格检查、政治审查和文化考查工作中弄虚作假或者指使他人弄虚作假的；

（五）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六）有其他违反兵役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三十四条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兵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经教育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组织公民进行兵役登记的；

（二）隐瞒适龄公民人数或者拒绝完成征兵任务的；

（三）不实施或者不配合有关部门对应征公民进行体格检查、政治审查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四）收取应征公民及其家属费用的；

（五）阻挠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体格检查或者应征入伍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被处分的单位应当承担的征兵工作任务，被处分后仍应当按规定如期完成。

第三十五条 应征公民入伍后逃离部队，经所在部队、兵役机关和地方有关部门教育仍不归队，被部队除名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取消其家属的军属待遇，收缴全部优待金，并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兵役机关提出意见，报县人民政府决定后实施。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简议清末刑法变革

李秉勇


刑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社会治理的方法，是随着犯罪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公法发达的国度，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中，刑法更具有重要的作用。 考察刑法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刑法从繁荣到统一，再到固定、僵化，到清末才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而这次变革又开始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这次变革使我们思考：刑法的基础是什么，清末变革的基础又是什么，清末变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刑法制度的基础
考察中国古代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难解的现象，唐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引以自豪的时期，唐诗成为当时世界最为灿烂的文化，唐朝诗歌表现了丰富的形式与张扬的生命力，是对唐以前文化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的法律并无太大的变化，唐代的刑法典《唐律疏议》更可以说是趋于封闭与保守，唐文化中的勃勃生机在唐刑法制度中却没有表现，是什么使这两个同为人类文明的领域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与我们盛唐同时期的欧洲当时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但宗教改革后，欧洲法律日趋发达，刑法文化也渗透入文明与进步，以致于在清末变法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们的进步？
谢望原先生认为，刑法与哲学总是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刑法学的很多基本理论离开了哲学理论就无法讲清楚。 笔者同意谢先生的 观点，刑法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进步。这样我们就为解释上述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刑法史中东周战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从郑国子产铸刑鼎，邓析解律到商鞅的刑法改革，儒家、墨家、法家的刑法学说轮番上演，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刑法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切又与当时的哲学环境有关。周室没落后列强争霸，如何统一天下，如何吞并他国与反吞并，成为各诸候国日日操心的事情，这就给当时各种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哲学至今羡慕不已的时代。各诸候国借助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刑法改革，如郑国子产公布刑律后，即使孔子也只能是加以指责而不能阻止。这个活跃的哲学环境造成了刑法的活跃与进步，到秦朝时刑法已趋完善，有人曾将以刑为主的秦律与同时期 罗马《十二铜表法》加以比较，认为从法律调整的范围和定罪量刑的立法技术来比较，秦律都超过了《十二铜表法》。
西汉王朝建立后，中国取得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到汉武帝时，法制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确立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理论，认为刑者，德之辅也，礼之所去，刑之所加，开始引经入律，靠儒家来维护皇权，靠《春秋》大义来定罪量刑。传说中的周礼为周公所定，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纲目，分述治、教、礼、政、刑、工六大门类。梁治平先生认为，礼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包含极广的秩序网络，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角色化了，礼既是道德，又是法律。 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会选择了儒家而引礼入法呢？这一方面在于至汉武帝时，汉朝取得了少有的繁荣，但各地方诸候王的势力却始终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希望借助儒家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当时情形与春秋战国不同，在春秋战国时，尊礼则意味着对没落周室的尊从，这与各诸候国的愿望截然相反，所以秦汉的统一，梁治平先生认为是地域原则战胜了亲缘原则，但汉朝实现统一天下后仍实行分封制，又陷入了氏族组织的旧壳，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为政治国家的组成方式，而这又与儒家思想所合拍，儒家思想的主体正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人伦，一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统由宗法人伦诠释。 这种以氏族亲缘关系组成国家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清代，而儒家哲学思想从汉武帝时，就成为统治阶级的专政思想，礼成为刑法中重要原则，礼的准则成为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汉的上请制度到北齐的重罪十条，隋朝的十恶重罪，唐朝的八议、官当等都有礼的烙印。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迈向儒家化的发展道路。《唐律疏议》完美地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 。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的法律中也是基本内容，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刑法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繁荣到西汉统一后，走向了固定与僵化。进入二十世纪后，刑法有了一次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又是什么原因推动的呢？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基础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者虽是从长城以外打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但在取得统治后，仍是迅速继承了明以前的儒家思想，立法也是参照明朝立法，所以在清统治的前期中期与以前的朝代并无大的区别，且由于个别君主的开明，取得了康乾盛世。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受其影响，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大的变法修律，这次的变革绝非偶然，我们可以从下面因素中看出它的端倪。
（一）、内外交因，被迫变法。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因盲目自大而屡受打击，在国内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终于意识到制度的落后。有趣的是，清朝慈禧太后的第一道关于变法的诏书是在流亡到西安时发出的。
当时清朝的邻国日本也成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日本原采用中国法律，如在其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就是大体上采用唐律。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变法图强，学习欧洲，逐渐成为强国，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更加刺痛了清统治者，加强了其变法的决心。
这时的清朝只是迫于形势想通过某些皮毛的改革来苟延残喘，并非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统治基础---儒家思想，但这场变革却没有按他们的想法进行，因为这时儒家思想的克星---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开始席卷全国。
（二）、洋务运动与西方思想的传播。一八四0年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觉，是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的落后，有学者对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的武器与西方列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军队的一支长枪可顶清兵五支长枪，更遑论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于是清朝统治精英进行了第一次变革，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洋务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其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幻想通过技术的提高来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的，对于社会制度与思想基础的不同并无认识，但这次运动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革命。萧功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在于，虽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在防务领域仿效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以恢复中国原有的长治久安。但他们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不自觉地引发了中国从防务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社会整体。
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当然他所说的变法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但洋务运动却是真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李鸿章等人兴办了各种学校，学习西方文明，至1892年，仅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已达一万六千余名。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的主张，郭嵩涛于1875年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嵩涛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在清末思想启蒙运动中，有一批人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这些人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840年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日益增多，1870年有250人，到1900年就有886人，袁伟时先生认为，这些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国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第二个功劳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出现了《万国公报》这样介绍科学知识和政治思想的新闻媒介。1875年6月2日传教士林乐知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以其丰富和重要的内容成为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介绍了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主张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是实行民主的基础。在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传教士们还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揭露，直接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传教士却认为尧舜之道实不可考，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思考，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据袁伟时先生考证，国内有人指出 同样观点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三）、沈家本的贡献。清末变法中出现了一位中国法制历史上杰出人物---沈家本，没有这位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清末变革绝不会取得如此成就。沈家本生于一八四0年，清归安人，光绪九年进士，一生除任天津知府外均在刑部任职，他系统地研究和考订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源流沿革，成为谙悉中国古代法律的著名法学家，他虽然通晓古代法律，但并不泥于古，对于西方法律中先进思想注意吸收，曾组织力量翻译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二十多国家的刑法典和《日本刑法义解》等刑法学著作，并不拘一格地聘请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作为变法顾问，他的努力不仅使西方法律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使清末的刑法改革成为近代刑法现代化的起点。沈家本于1907年由张之洞等人推荐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与伍廷芳一起主持修律馆，有趣的是，在以后的变法中，与沈家本争论最激烈的也是张之洞。

三、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清朝刑法的渊源。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崇桢十七年（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十恶”已入律。公元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全国，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的不断总结，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在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清律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死刑于斩绞之外，还设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对于谋反、谋叛、侵犯皇权等行为均加以严惩，对于异端思想也用刑罚来加以遏制。
清朝刑律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私家注律的出现，民间人士对于刑律的注解不断被吸收在立法之中，在律例无明文规定时，地方官也多引律注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就是通过对律文逐字逐句的注解并附以相关的条例来对大清律例进行解释。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末变法中，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颁行，于1911年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变革 的主要内容有：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刑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清末刑法变革最有突破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标致着中国刑法从此走向现代化。这些原则包括：
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袁伟时先生认为，这条原则的确立实质是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保护人身权利，废除了以思想治罪的专制主义传统，还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律例的废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在审案时加以说明，并无不可，若因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均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论点与论据和我们九十年代讨论取消类推制度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所以袁伟时先生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刑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在《大清新刑律》中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将戏杀、擅杀、误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从而使《大清新刑律》开始与世界先进的法律接轨。
参照西方国家法律在《大清新刑律》中引入了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现代刑法理论。

四、清末刑法改革的影响
沈家本主持修订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标致着传统残酷的古代刑法解体，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现代刑法体系开始形成，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展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但《大清新律例》并没有随之消亡，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建议除内乱罪不适用外，《大清新律例》继续有效。孙中山同意后，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承认该法继续有效，于是沈家本所制定的这部法律及其原则一直成为1949年前各个时期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 这些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罪刑法定等其他原则又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附注：
1、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
2、谢望原：《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1999年第6期。
3、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4、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5、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