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电力设施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已建和在建的电力设施的保护。

　　电力设施包括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电力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具体工作可以依法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电力管理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查处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的案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国土资源、建设、城乡规划、工商、林业、水利、交通、园林等有关部门及电力监管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沿电力线路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 (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成立相应的群众护线组织。群众护线组织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电力监管机构、电力设施产权人、电力设施使用人举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并对举报、阻止或者协助查处破坏电力设施及哄抢、盗窃电力设施器材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电力设施的保护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电力企业建立健全电力设施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完善预警机制，确保电力设施安全运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林业主管部门以及电力企业建立电力线路走廊火灾应急和森林火情预警联动机制。

　　第八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电力企业应当配备电力设施保护专职人员，保障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做好电力设施日常保护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电力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下列地点和位置设置安全标志：

　　（一）人口密集地段的架空电力线路杆塔；

　　（二）人员活动频繁区域的架空电力线路杆塔；

　　（三）车辆、自走式机械频繁通行地段的架空电力线路杆塔；

　　（四）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或者围栏；

　　（五）变电站、换流站、开闭所、电缆终端站围墙（栏）；

　　（六）城镇繁华地段电力电缆沟盖板；

　　（七）电力设施附属的输煤、输油、输气、输灰、输水、供热、供汽的管沟（线）；

　　（八）海底电缆、江河电缆的两岸。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的行为：

　　（一）扰乱发电厂、变电站等生产区域的生产秩序，或者移动、损坏发电厂、变电站等用于生产的设施、器材和安全警示标志；

　　（二）在发电设施附属的输煤、输油、输气、输灰、输水、供热、供汽管沟（线）的保护区内，擅自取土、挖沙、采石、打桩、钻探、葬坟和进行其他挖掘作业，兴建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矿渣和含有酸、碱、盐等化学腐蚀物质的液体和其他废弃物；

　　（三）在发电厂、热电厂、变电站附近从事焚烧或者堆放谷物、草料、木材、稻秆、油料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等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及其辅助设施的行为；

　　（四）在发电厂生产用水取水口向周围延伸100米的水域和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内的水工建筑物向周围延伸300米的水域，从事炸鱼、捕鱼、游泳、划船及其他危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的行为；

　　（五）在火力发电厂的灰坝（场）上挖掘取土，及其安全距离内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六）在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围垦、打井、采石、采矿、挖沙、取土、修坟以及在坝体修建码头、渠道、堆放杂物、晾晒粮草等危害大坝安全的活动；

　　（七）损坏、封堵发电厂、热电厂、变电站、开闭所的专用铁路、公路、桥梁、码头、航道、船舶停泊区和检修道路；

　　（八）损坏、迁移水力发电厂的水情测报设施；

　　（九）其它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及其辅助设施的行为。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

　　（一）向电力线路设施射击或者抛掷物体；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或者升空气球及其他空中飘动物；

　　（三）利用杆塔或者拉线拴牲畜、悬挂物体、攀附农作物、作起重牵引地锚；

　　（四）在电力线路的杆塔内或者杆塔和拉线之间修筑道路；

　　（五）拆卸电力线路的杆塔、拉线上的器材或者移动、损坏电力线路设施的标志；

　　（六）擅自在电力线路上进行搭接。

　　第十二条 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三）堆放谷物、草料、木材、稻秆、油料等易燃易爆物品及垃圾、矿碴等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四）烧窑、烧荒、烧草场、烧灰积肥、烧田埂、烧秸秆及燃放鞭炮、野炊、烧纸等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野外用火。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林区内或者林区边缘进行野外用火引起火灾，给电力设施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距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基础外缘的下列范围内进行取土、打桩、钻探、开挖或者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的活动：

　　（一）35千伏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

　　（二）110千伏以上架空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10米的区域。

　　在前款规定的区域范围外进行取土、堆物、打桩、钻探、采矿、开挖活动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预留出通往杆塔、拉线基础供巡视和检修人员、车辆通行的道路；

　　（二）可能引起杆塔、拉线基础周围土壤、砂石滑坡的，应当修筑护坡加固，不得影响基础的稳定；

　　（三）不得损坏电力设施接地装置或者改变其埋设深度。

　　第十四条 在电力线路保护区附近，进行可能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机械施工时，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

　　敷设城市供水、排水、煤气等公用事业管道，应当服从城市统一规划管理，谨慎使用机械，不得损害电力设施。

　　第十五条 禁止在电力电缆沟内同时埋设其他管道。管道交叉通过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协商，达成协议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施工。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力设施水平距离300米范围内进行爆破作业。确需进行爆破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征得当地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的书面同意，依法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在前款规定范围外进行爆破作业的，必须确保电力设施的安全。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电力工程建设材料、设备，不得非法阻挠施工单位从事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及拆除废旧电力设施，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干扰、阻挠、破坏合法的电力设施工程建设。

　　第十八条 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安全措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使用机械作业；

　　（二）高度与架空电力线路的导线之间不符合垂直安全距离规定的车辆及其运载物体或者其它物体，穿越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

　　（三）在架空电力线路设施上联接电器设备或者架设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线路以及放置其他设施。

　　从事前款第（三）项的活动的，还应当征得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同意。

　　第十九条 发生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组织营救受害人员，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

　　（二）迅速组织抢修受损电力设施；

　　（三）排除妨碍，限制通行，保证抢修通道畅通；

　　（四）调集物资、人员、交通工具及相关设备，支援抢险；

　　（五）协调电力供应，确保重要单位供电。

　　第二十条 发生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突发事件时，电力企业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消除危险源，控制事态发展；

　　（二）立即抢修受损电力设施；

　　（三）组织应急电力供应，保证重要单位用电；

　　（四）其他恢复电力正常供应的应急措施。

　　第二十一条 发生突发事件危及电力设施安全时，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先行采取以下紧急措施消除危险源，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一）中止供电；

　　（二）修剪或者砍伐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林木等植物；

　　（三）挖掘排水沟渠等开挖地面行为；

　　（四）清除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五）采取其它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措施。

　　电力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采取前款所述紧急措施，依法必须补偿或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当予以补偿或补办，并应当尽量减少损失。

　　第二十二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定期对电力设施进行巡视、维护、检修，及时消除隐患、排除故障，减少因故障、事故造成的停电。

　　第二十三条 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对侵占、毁损电力设施或者妨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的行为可以依法单独或者合并行使权利；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保护现场，并提请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应当对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如实进行登记；出售人为单位的，应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如实登记出售单位名称、经办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出售人为个人的，应当如实登记出售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三章 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相互妨碍的处理

　　第二十五条 电力设施与林区、城市绿化之间发生妨碍时，按下列原则处理：

　　（一）新建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需使用林地的,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当依法办理使用林地的相关手续；需使用城市规划区内绿地的，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绿地的相关手续。

　　（二）新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需要砍伐林木的，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当与林木所有人签订砍伐林木和砍伐后及时绿化但不再种植高杆植物的协议，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依法办理采伐手续。

　　（三）新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需在城市规划区内砍伐树木的，由电力设施所有人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树木砍伐手续。园林管理单位或者树木的所有人应当对影响架空电力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木进行修剪，并保持树木生长高度和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四）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在最大弧垂或者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离为：


电压等级 最大风偏距离 最大垂直距离

10千伏及以下 3.0米 3.0米

35-110千伏 3.5米 4.0米

220千伏 4.0米 4.5米

500千伏 7.0米 7.0米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林木等植物必须符合前款第 （四）项要求；对不符合安全距离的植物，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依法进行修剪或者砍伐，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第二十六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需跨越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增加杆塔高度、缩短档距等措施，保证被跨越房屋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被跨越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者房屋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必须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通道内的原有房屋不满足安全距离要求需要搬迁的，建设单位应当与房屋产权人协商搬迁，拆迁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电力企业与建筑物、构筑物、林木等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就补偿标准协商不成的，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有关补偿标准执行，也可以由电力管理部门组织当事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补偿事项进行评估后，按照评估标准给予补偿；当事人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八条 电力建设施工需临时占用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电力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未依法履行保护电力设施的义务，造成单位或者个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兴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堆放物品、种植植物，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清除或者砍伐。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进行爆破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而擅自从事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收购废旧电力设施器材未如实进行登记的，由公安机关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的条件、程序实施批准行为的； 　　

　　（二）对危害电力设施和窃电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三）从电力设施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中谋取非法利益的；

　　（四）对供电企业违反本办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五）违反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保护区按照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确定。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

李长健 张锋 辛晨[1]


摘 要：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技术性很强，导致食品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危害巨大，并且不易检测和监测。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规范化的保障机制、社会化监督机制、消费者参与机制和国际化协调机制来避免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危害。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社会化监督机制 消费者参与机制 国际化协调机制
The study 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Abstract：The food security concerns each citizen's vital interests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technology of the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very strong, it causes the information of food supplier and consumer seriously asymmetric, but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enormous,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monitor. So we could reduce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ized quarantee, the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Key words：Transgenic food security；Legal structure；Socialized supervision mechanism；Consum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一、安全的多维价值——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内涵解读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高效迅猛发展促成了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新名词，英文表述为“Genetically ModifiedFood"，简称“GMF"。根据我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和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由于现阶段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以植物转基因食品为主，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大都是用植物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1]
安全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但是在一些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位于各种价值之首，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安全连安全都不能提供，那么这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合法性就不能得到认可，同时其他的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也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第一，安全是一个人权问题。安全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得以生存的基础条件。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则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2]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的安全需要，然后才是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二，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主要目的。安全概念源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根据当时的国家学说，政府（国家）被赋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任何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和生命的行为，国家都要加以制裁和排除，当然捍卫国家的安全更是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基本义务。保障安全的义务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为国家对于个人的基本权赋有立法保障使其不受侵害的义务。虽然对国家的职能经历了政治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变迁，但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有的学者甚至将保障安全视为唯一真正的职能。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人们对其生命、健康、财产的基本人权，保障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和动力。第三，安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根本前提和最终保障。只有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可能有动力、条件和机会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变革组织。这些安全带来的环境都是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也说明社会经济安全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第四，安全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稳定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产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预警、救济和保障机制。[3]
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考量——转基因食品安全特征和危害后果的理性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和一般食品安全相比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性。第一，危害潜伏周期很长。通常食品安全所产生的危害问题都比较直观，只要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人体就会立即或者在相对不太长的时间内表现出食物中毒之类的病症。但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涉及的危害，无论是对生态环境还是人体健康的威胁都是潜在的，危害周期很长，而且未能明确具体地表现出到底会导致何种病症或其他问题。第二，生态环境破坏性。一般食品安全问题仅仅是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对生物安全带来很大的破坏，并且危害结果很难恢复。第三，安全检测风险性。依照目前的科技发展，科学手段尚且没有发达到能够像对普通食品那样，准确检测出到底在何种标准度下才是安全的。[4]由于转基因技术己经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也在商场超市、街头巷尾大量销售，由于其潜在的危害的不可知性，一旦风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危害后果的复杂性。因为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可能导致基因污染，极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人体乃至其他一切生物的遗传基因造成变异性破坏，更有可能产生难以预知的后遗症，严重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代际间的平衡和协调，不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五，法律规制方式的综合性。由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万亩将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来保障人们的安全。所以既要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特征，又要更加注重风险预防，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机制，确立严格合理的法律制度，提供系统全面的法律保障。[5]
转基因食品安全潜在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物之间复杂、和谐的相互关系可能会被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突变而破坏，长时间的使用有可能打破人体抗体和药物治疗的平衡，导致抗药性对药物的严重影响。其二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导致不良的过敏反应。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生物基因的污染，转基因技术可能对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可能会出现使用转基因食品而导致过敏现象的发生；其三转基因食品可能含有未被发现的致毒物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认识不同国家观点相异，学界、技术界和政府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美国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而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和食用，并禁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向其出口。
三、实践回应——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构建进路
（一）规范化保障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预知。为了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应用和转基因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我们必须构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第一，建立明确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制度。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制度是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是国家为了提高转基因食品质量、控制污染，，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以期实现人体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规定仍是落后、模糊和空白，我们可以综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食品安全标准。第二，规范合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制度。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努力做到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经过系统、全面和严格的检测监管程序。检测程序是一种事前的预防，争取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就发现问题，确保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由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相对落后，缺乏上市前的检测监管程序，导致转基因食品没有被检测或者没有被严格检测，可能对我国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第三，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包括独占权、许可权、转让权、标记权和放弃权。转基因食品技术知识产权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的高度垄断，其潜在经济价值和高额回报使得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小公司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影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科研和销售。第四，强化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破坏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只有通过对违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进行法律制裁，才能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顺利实施。[6]
（二）社会性监督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环境氛围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规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比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相关的中介组织和加强媒体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中监督披露作用，这是实现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的环境保障。第一，整合社会诚信体系，加大受监管企业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基础。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采取信用等级管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给予降级处理，并对企业的等级状况进行网上公示，促使企业在社会监督的压力下放弃违法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的自律控制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规制主体的能力限制，必须培育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推行行业自律。根据国外先进经验，也要防止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异化和出租、寻租，强调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引导与管理。第三，重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转基因食品由于高技术性使消费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发达的信息传播平台，使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让消费者低成本、快速的获得，才能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识别能力、权利的保障能力。
（三）消费者参与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社会保障
消费者的意愿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意愿的集合，同样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体的意愿或利益只有符合消费者意愿或利益时，才有其合理性。因此，消费者有权参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标准的制定，参与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规则的制定，从而使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来控制各种活动，自觉或民主地投入致力于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努力上去。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机制则应是明晰确定对包括预案参与、全过程参与及行为参与在内的过程和方法。第一，消费者对预案参与。预案的通过往往表现为国家的公共政策，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根源，是根本的、最基础的和最高层次的参与。综合决策部门或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主管部门在制定转基因食品政策、法规、规划和可行性论证时，主要通过网上讨论、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消费者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座谈等形式，来征询、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决策出台前的论证会应请消费者代表参加，决策出台时要采用适当方式公布于众，消费者不认可的决策决不能出台。第二，消费者全过程参与。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是事前的监督性参与。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要随时听取消费者意见，接受舆论监督。通常采用食品安全电子信箱、免费热线电话、重点新闻曝光和网络平台来获取消费者信息的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益组织、消费者协会、人民代表、新闻记者等的作用，同时要定期召开公开的信息发布会，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7]第三，消费者行为参与。消费者行为参与主要是要求政府应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能力，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辨别能力，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心，以缓解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顾虑，促进转基因食品市场环境的培育。
（四）国际化协调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合作平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快，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他国家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加深。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国外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美国有转基因食品生产的产业化经验，在欧盟有完善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规制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国际化协调机制来解决，创造一个国际化平台，实现对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以及生物安全学的科学性，决定了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策略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转基因食品安全体系，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通过其国内食品立法保护本国的利益。由于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8]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应广泛吸收和转化国际法中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借鉴和参考生物安全管理国际惯例，强化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和法律保障，在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与全球各国共同合作，在建设国际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桂枝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萍.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具体制度构想[J]经济师,2004,(4)
[2]陈德敏，邓禾.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法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3).
[3]汪平,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04,(4).
[4]黄志良.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其安全性管理[J]生物学杂志，2001 (3)
[5]马兰、殷正坤.转基因生物的社会风险分析载[J]科技管理研究,2004(1)
[6]李长健，张锋.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
[7]刘志陆、李慧,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法律体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03(10).
[8]柯坚,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J]法学杂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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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学和三农法律问题。张 锋（1980-），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和法社会学。辛晨，（1984-）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