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1996年8月23日，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下简称“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个体和私营企业的经营性投资项目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公益性投资项目不实行资本金制度。外商投资项目(包括外商投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按现行有关法规执行。
二、在投资项目的总投资中，除项目法人(依托现有企业的扩建及技术改造项目，现有企业法人即为项目法人)从银行或资金市场筹措的债务性资金外，还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
本通知中作为计算资本金基数的总投资，是指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与铺底流动资金之和，具体核定时以经批准的动态概算为依据。
三、投资项目资本金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资本金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必须经过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低估。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比例不得超过投资项目资本金总额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投资者以货币方式认缴的资本金，其资金来源有：
(一)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入、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它预算外资金；
(二)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及企业法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股票上市收益资金等)、企业折旧资金以及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
(三)社会个人合法所有的资金；
(四)国家规定的其它可以用作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资金。
四、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具体规定如下：
交通运输、煤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及以上；
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5%及以上；
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
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具体比例，由项目审批单位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银行贷款意愿和评估意见等情况，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核定。经国务院批准，对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可以适当降低资本金比例。
五、对某些投资回报率稳定、收益可靠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投资项目，以及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投资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试行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或组建股份制公司发行股票方式筹措资本金。
六、为扶持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主要通过在投资项目资本金中适当增加国家投资的比重，在信贷资金中适当增加政策性贷款比重以及适当延长政策性贷款的还款期等措施增强其投融资能力。
七、投资项目的资本金一次认缴，并根据批准的建设进度按比例逐年到位。
八、试行资本金制度的投资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要就资本金筹措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包括出资方、出资方式、资本金来源及数额、资本金认缴进度等有关内容。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须附有各出资方承诺出资的文件，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还须附有资产评估证明等有关材料。
对投资项目概算要实行静态控制、动态管理。凡实际动态概算超过原批准动态概算的，投资项目资本金应按本通知规定的比例，以经批准调整后的概算为基数，相应进行调整，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各出资方应增加的资本金。实际动态概算超过原批准动态概算10%的，其概算调整须报原概算审批单位批准。
九、主要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应将资本金按分年应到位数量存入其主要贷款银行；主要使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应将资本金存入国家开发银行指定的银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只能用于项目建设，不得挪作它用，更不得抽回。有关银行承诺贷款后，要根据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本金到位情况分年发放贷款。
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对投资项目资本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资本金未按照规定进度和数额到位的投资项目，投资管理部门不发给投资许可证，金融部门不予贷款。对将已存入银行的资本金挪作它用的，在投资者未按规定予以纠正之前，银行要停止对该项目拨付贷款。
对资本金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弄虚作假，以及抽逃资本金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者处以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必要时停缓建有关项目。
十、对在本通知印发前已批准项目建议书，尚未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项目，要按本通知的要求，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补报有关资本金方面的材料；对已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批准开工报告的投资项目，要按本通知的要求落实资本金，并补报有关资本金落实情况的材料，重新编报开工报告；凡资本金不落实的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十一、本通知由国家计委负责解释(涉及技术改造项目资本金的有关问题，由国家经贸委负责解释)。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在资本金制度试行期间要检查监督资本金制度执行情况，认真总结经验，以便在试行一段时间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正式发布施行。


关于国企改革——谈谈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体会

秦旭东


国有企业改革很久以来一直都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国上下、海内海外，万众瞩目。国家提出“三年脱困”的雄心壮志，我们的执政党为此呕心沥血，党的总书记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政策。据宣布，到2000年底，“三年脱困”目标已基本实现。伴随着入世的步伐，国有企业改革必将向纵深发展。在此，我想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症结之所在——追本溯源

国有企业的问题处在哪里呢？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历史包袱重、缺乏竞争力等等，这些几乎是大家一致的共识。然而根本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发现症结之所在。

国有企业在当今世界是普遍的现象，不是我国所特有的。但是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情况尤其特殊性。 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不同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我国的国有（国营）企业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考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红旗的底色，国营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二是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向现代化进步的国家，中国选择了国家全面参与、政府直接推动的发展模式。当时在封闭的条件下，选择自力更生的道路，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和职工低工资来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基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模式客观上要求一个全能的政府和全面的国有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经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从公有制一统天下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争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越来越面临着改革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重新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多年来的改革成效也可以说是显著的，但“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并不是没有水分，国企改革之路还远没有结束。

国有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竞争力，为什么会竞争乏力呢？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区探讨，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恐怕是先要看清楚国企的真面孔。实际上，只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稍作考察，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国有（国营）企业，他们不仅仅是或者说很重要的性质不是生产组织，而是“单位”——在前公民社会（也可以说是“单位社会”），单位实际和个人、实现国家有效控制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不断改革以后，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国有企业作为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被推向市场，他同其他市场主体相比仍有其特殊性，比如“婆婆”、“管家”多，而且个个厉害，比如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进入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比如企业的工会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等等。当然，除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以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有企业都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是社会或者国家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途径，在一些特殊的产业中发挥着特殊的职能、完成特殊的任务，或者体现特殊的利益要求”（有关这种观点可以参看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教授的相关著述）。因此，与一般的商事主体不同，国有企业并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大和唯一目标，而是或多或少承担着某些社会责任和国家任务，比如国家安全、社会公益，弥补市场缺陷，发展高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民族产业，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条件等等。因此，国有企业有其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弱点，国家必须给予它某些特权和优惠。在国家的“千宠万惯”之下，国有企业往往缺乏竞争力。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会有所差异，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也相当有限，而且他们有着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经验，问题一般并不严重。但在我国，鉴于各种特殊情况，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必然会突出出来了。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却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少而精是国有企业的理想状态。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比重过大，不符合市场经济关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和功能定位的要求。

二、路在何方——“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国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已是积重难返，靠政府的输血喂奶自然是不行的。“三年脱困”的目标实现即使是没有什么水分，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样的成绩也难保长期的效果。以我看，江泽民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里面包含着不少玄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抓大放小”和笼统的“战略性调整”。这里面，“为”和“不为”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国有企业。

之一：政府——该松手处就松手

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处在政府。“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自己的正确定位是十分重要的，那些应该做，那些不能做，应当分清楚。应当说，现代政府仅仅立足于一个“守夜人”的地位是不够的。但中国情况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管的事情太多，目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一套以管制和审批为主的经济管理模式。实际上，除了“守夜”以外，政府在经济方面要做得只应当是这些事情：进行宏观调控，保障市场秩序，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搞好社会保障工作，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等。并且，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要透明、公正，廉洁、高效，要干得了事、负得了责。因此，我们的政府要下决心“有所不为”，在经济方面，政府的触角要从微观领域全面缩回，该松手处就松手。就政企关系而言，政府应该辞去“婆婆”或“管家”的职务，不能对企业干预太多，而要安心做好本分工作，充分保障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国有企业，从广义上说，在我国目前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以及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国家立足于投资者的定位，承认法人所有权。如果说企业法人成立后国家投资的财产所有权还归国家的话，那么企业和已成为法人主体呢？实际上国家投资以后就失去了财产所有权，但同时获得股权，它对企业享有股东享有的一切权利。这就好比我们把钱存进银行，失去对货币的所有权但同时获得对银行的债权，。文并没有失去什么，只不过是权利形式变化了而已。所谓的法人财产权到底是法人所有权还是经营权的论争是没有意义的。经营权是个不伦不类的概念，说它不是所有权，它却包含占有、使用、收益何处分四种权能；说它是一种新型的物权，再现有的物权体系中又找不到其合适的位置。实际上这一论争后面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作祟，用单一僵死的“所有制思维模式”去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硬要讲“所有制”同“主义”挂钩。其实二元化的非公即私的“所有制”概念已经过时了，用“产权”这个概念最为合适。拿一个股权足够分散的公司来说，说它姓公姓私都是武断的。如果不严格按照法人制度去运作，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的问题就没法解决。所谓国家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才是实在的；而对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言，其相应的主管机关才是实在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对政府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话，恐怕具体的握有权力的官员才是实在的。可见，国有企业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必须通过法制途径理顺各种关系，真正做到产权明晰、责权分明，使之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之二：国企——那里需要才到哪里去

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即使政府站好了位，有所为、有所不为了，问题也不见得就解决了。原因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不见得到处都能结果。尽管经过改革，“抓大放小”了，也进行了某些“战略性调整”，但国有企业的数量仍嫌过大。 前面已经说过，国有企业不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只有将其定位于特殊企业的地位，才能发挥其优势，承担其其应付的责任，否则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正如目前的情况一样，累坏了政府也拖垮了银行。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谓“有所为”，不是要教条地去体现某种所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要在其特殊的位置上担负起其特殊的任务，保障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实现全社会的经济总量的最大增长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起到支撑、引导和带动的作用。支撑就是要创造基础条件、满足社会的需要，做那些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不愿做或者不能做得的事情。引导和带动作用就是针对那些起点高、开始时风险大或者缺乏吸引力的行业，国有投资应当先行进入，逐渐引导和带动民间投资。这些关键行业和领域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另以及自然垄断行业和一些具有战略意义或者高风险性的行业。比如军工、制币、特殊药品产销等非常特殊的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战略性资源行业，航空、航天、核工业、基础电子等战略性高技术行业，城市供水、供电、供暖、公交等公益事业和医疗、教育等非营利行业，金融业，新闻出版业等等。当然，除了第一类非常特殊的行业以外，对其他领域非国有企业并不是绝对地不能“有所为”。根据其同国家安全、社会公众的利益关联性的不同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调整，非国有企业也可以有条件地进入，只需保证国有企业绝对或相对的优势即可。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行业效率，也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社会利益目标。

所谓“有所不为”，从规模上讲，就是要从那些点多、面广、分散、市场需求变化快的中小企业中退出，让位于更为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从竞争性看，对于专以营利为目标、产业进入门槛不高、市场竞争造成的震荡对社会经济冲击不是特别大的行业，即一般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要尽可能退出。对于具有一定战略性意义的竞争性行业，如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行业，国有企业也要适当退出，只需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当然，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情况，国有企业的退出也要有步骤地、稳妥的逐渐退出，以避免负面效应。这就有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做好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等。对于继续保留的国有企业，政府除了完善股份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外，还要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造的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制度，以弥补国有制难以完全避免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