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鞍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暂行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3月5日鞍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25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人民政府的责任
第三章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责任
第四章 机关、团体、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第五章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责任
第六章 家庭及公民的责任
第七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八章 社会保障
第九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公民，均适用本暂行条例。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一）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
（二）加强防范工作，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及时疏导、调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广泛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
（四）加强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堵塞犯罪空隙，减少治安问题。抓好各项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对流动人口、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集贸市场、要害部位、文化市场和出版物的管理。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顿建设好城乡基层组织，建立健全各种治安防范制度，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六）加强劳改劳教工作，严格教育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搞好两劳释解人员的接续帮教和安置工作，防止或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充分发挥各组织的作用。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及时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二章 人民政府的责任
第八条 负责领导、组织、检查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九条 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十一条 抓好社会治安基层基础工作，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治保会、调解委员会、民兵组织、联防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二条 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治安事件，要组织力量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第十三条 制定普法规划，组织实施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
第十四条 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障。
第十五条 市长、县（市）长、区长、乡（镇）长以及街道办事处主任，对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责。

第三章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责任
第十六条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公安局是社会治安工作的主管部门，应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第十七条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及时查处和取缔“六害”。
第十八条 大力做好治安防范工作，严格各项治安管理措施，检查、指导各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和群防群治工作。
第十九条 结合各自的业务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第二十条 负责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要害部位及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办案过程中，注意发现治安防范、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检察建议，协助有关单位总结经验教训，健全管理制度，完善防范机制。
第二十二条 认真执行劳改、劳教方针，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协助有关单位搞好劳改、劳教释解人员安置和接续帮教工作。
第二十三条 加强基层政法组织的建设，发挥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法律服务所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及时向领导机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反映治安情况，报告工作，提出建议，当好参谋。

第四章 机关、团体、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制定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治保组织和治安责任制，加强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本单位生产、工作、人身、财产的安全。
第二十六条 教育本单位职工学法、守法，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安全，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第二十七条 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管制、缓刑、监（院）外执行、假释等人员进行监督、考察、教育。
第二十八条 协助劳改、劳教单位对原是本单位职工的劳改、劳教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对其释解后的工作和生活应给予适当安置，并组织力量搞好接续帮教。
各有关单位在安排就业、招工、审批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时，对刑满释放和解除教养人员不得歧视。
第二十九条 对本单位职工住宅区的治安联防工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各单位应本着自愿、受益、适度、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提供相应的人力和资金参加群防群治工作。
加强城镇居民楼院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第三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有关部门应协助公安机关加强对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集贸市场治安管理所需费用可从市场收费中提取一定资金予以补贴。
第三十一条 文化、公安、工商、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严禁出版、制作、复制、出售、传播反动、淫秽等有害公民身心健康的书报、杂志和音像制品。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要注重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认真上好法制课，特别是做好双差生、工读生的思想转化工作，做好常旷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防止学生辍学，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三十三条 各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抓好本系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防止发生犯罪和治安问题。
各企事业单位均应参加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服从所在地政府的统一领导。
第三十四条 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第五章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依法制定和完善村民公约、居民公约；开展“五好家庭”活动。
第三十六条 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
第三十七条 对城乡居民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公德教育；进行防盗、防火教育，指导、督促居民户安装防盗设施，排除隐患，防止发生火灾。
第三十八条 要抓好禁赌、“扫黄”工作；制止封建迷信活动，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九条 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配合单位、学校、家庭对失足青少年搞好帮教。
第四十条 认真、及时调解各种民事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四十一条 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管制、缓刑、监（院）外执行、假释等人员进行监督、考察、教育。
配合有关单位对劳改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做好接续帮教工作。

第六章 家庭及公民的责任
第四十二条 家庭应做到夫妻和睦、尊老爱幼，教育好子女，搞好邻里团结，树立文明家风。
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要切实履行教育和监护责任。
第四十三条 预防盗窃、火灾、投毒等事件发生，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
第四十四条 服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对家庭安全的指导。
第四十五条 公民应学习国家法律，遵纪守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六条 公民应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成规定的各项任务。
第四十七条 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居民（村民）委员会、治安保卫组织或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第四十八条 公民应见义勇为，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第七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十九条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及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局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设立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十条 选派有经验的公安、司法干部，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任副职，主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五十一条 企事业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确定相应的工作部门和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日常工作。
第五十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职责：
（一）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部门、各单位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实行。
（四）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向领导提出工作建议，总结、交流和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

第八章 社会保障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负伤、致残人员要妥善治疗和安置；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牺牲人员的家属给予抚恤。
职工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伤亡的应比照“工伤”、“工亡”待遇处理。
第五十四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而光荣牺牲的，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烈士称号。
第五十五条 本市任何医疗单位对因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均应优先抢救治疗。
第五十六条 公安、司法机关及有关单位应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保护。
第五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设立公民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第九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奖励：
（一）达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要求，按规定应予奖励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公民。
（四）公民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贡献的。
第五十九条 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有失职行为，造成一定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和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处罚。
对治安防范措施不落实又不按主管机关要求限期整改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防性的刑事、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屡次发生的，隐匿案件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条 治安工作达不到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的单位，不能评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企业不能晋级。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暂行条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三条 本暂行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5月25日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