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bstract: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re o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combination of official-business men and/or official-underground forces, cruelty, detailed plan, extreme bad-influence on images of CCP and China governments. They appear not accidentally, instead, with certain social grounds and systematic elements including causes such as wrong ideas of power/violence, lack of human right consciousness, extreme egotism, out of control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practical running, spread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low inner quality of officials, defects in officials’ promotion system, infiltration of underground violence forces into governmental powers, etc. Long-term mechanisms, e.g.,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fairnes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ict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spreading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causes; prevention;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litical reform
犯罪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社会一员，官员也不可能完全幸免，有关我国官员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犯罪的报道，似乎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不过，近几年来屡屡在我国出现的另类官员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却在令人惊心触目之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官员暴力犯罪案件为例，就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特点、成因以及防范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
所谓“官员暴力犯罪”，就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人采用暴力手段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官员暴力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犯罪主体为官员，既包括经过任命、从事公务的各类政府机构（含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内实际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范围大致与我国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其二，客观方面为采用爆炸、纵火、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行为。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
根据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案例，有媒体将官员暴力犯罪分为“为官位雇凶杀同事”、“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几类[1]，不乏启迪意义，但其中“为官位”、“为前途”、“为‘进步’”等等，似存有划分标准上的交叉，为分类逻辑之所忌。笔者根据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将官员暴力犯罪粗分为打击报复、杀人灭口、消除对手、倚权霸占等几种类型。
（1）打击报复。主要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其不法行为的举报人，但也有报复查处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者。典型的案件如原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2]、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人案、原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5人雇凶纵火案[3]等等。
除了报复举保人以外，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往往也会成为官员暴力犯罪的对象。如原海口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局长蒙文腾雇用杀手杀害办案检察官黄崇华案[4]。
（2）杀人灭口。一般为杀害纠缠不休，且对自己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知情、并扬言要举报的情妇，如原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情妇案[5]、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雇凶杀害情妇案[6]、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杀害“二奶”案[7]、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侦查科科长王俊平雇凶杀害“二奶”案[8]。不过也有为了灭口而杀合法妻子的,如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为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9]。
（3）消除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升迁道路上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报复已经获胜的竞争者，不少官员即对其杀害，或者以极其的残忍手段进行伤害。诸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案（以及伤害“副局长人选”案）、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雇凶爆炸案、[10]江苏省大丰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陆燕行雇凶砍杀副局长案、[11]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雇凶伤害县委书记及副书记案（发生于1994年，也是较早见诸报道的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案件）等案例就是如此。
（4）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2]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3]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三）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从现有案例来看，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级别之征兆；（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4]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恐怖性明显；（4）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揭示我国部分政法官员法律官位与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上的严重背离；（6）周密的计划性。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
官员暴力犯罪的产生具有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与一定的体制因素。具体来说，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专制文化造就的官员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
数千来的专制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彻底死亡，相反，有权就有一切、天下惟我独尊的专制文化传统不断腐蚀着官员本来尚算健康的肌体，造就官员特别是领导层官员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必须服从自己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大狂心态，在种种美妙的借口（或幻觉，因为专制文化对于接受者而言尚有强烈的自我麻醉功能）的左右下，不少官员对权力、暴力盲目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权力也可以掩盖一切。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于是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将来可能会有所发展的所谓“政治生命”，不惜选择犯罪与敢于实施犯罪。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六）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也为了寻求权力这一最为牢靠的保护伞，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或通过直接染指权力系统、把持基层政权；[17]或通过在高层政权当中寻找代理人等手段，千方百计对权力系统进行渗透，导致黑恶暴力文化在官员当中传播，同时也成为官员暴力犯罪依赖的有生力量。如此形成官员崇尚非法暴力、依赖非法暴力、通过非法暴力解决相关问题的习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现象向更大范围与更高权力层次上的进一步蔓延。
三、官员暴力犯罪防范机制的完善
官员暴力犯罪的防范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理念、制度以及具体操作的系统工程。理念层面上，对各级官员进行法治理念、法律信仰、人权观念、民主意识、社会和谐论、科学发展观、争议司法解决说等等代表真正先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尤为重要；但是，先进的理念还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各种机制的完善，如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打击黑恶势力、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等长效机制，并在实际运作当中真正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可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官员暴力犯罪现象蔓延的目标。
（一）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
为有效监督权力，制止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种种腐败、犯罪行为，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律师作用发挥权力社会监督的作用；（2）通过提高人大代表的民众性与专职性（如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以淡化人大的“官大”色彩；（3）党、政、人大官员有效分工，不得兼任，以实现权力系统内的制约；（4）发挥司法机关公正、独立、有效率审理案件，解决社会争议的功能，避免众多常规司法案件对信访渠道的挤塞；（5）顺畅而不是堵塞信访渠道，对于检举、揭发权力腐败的信访认真、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及时上报，将腐败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6）鼓励而不是阻拦举报人的正当上访等监督环节和监督机制，置权力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与法律的有效约束当中，使官位更意味着奉献和责任，而不是无本万利及为所欲为，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及升级的可能，从源头上减少因追逐权力、保住官位而引发的种种官员暴力犯罪。
（二）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升迁模式，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官员提拔模式不仅使民主、科学考察官员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种摆设，而且也难以对考察、任用官员时拉帮结派或失察渎职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应完善官员考察指标体系，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科学化机制；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贪官、坏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追究其用人失察之责，完善用人失察责任机制，以真正民主、科学地考察、任用官员，提高官员整体素质，降低官员发生腐败及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三）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完善政治竞争公平化机制
从健康的政治生态角度来说，官员之间允许而且应当具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也应当允许公开竞争相应的职位，但是同时应当相互宽容、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和纪律。如此多样、共存的从政环境有利于改善紧张、虚伪甚至是压抑、阴暗的从政心理，达到“和而不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使成功者能够宽容竞争对手；面对暂时可能发生的竞争失败，有关官员也能泰然处之，在下一轮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铤而走险，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
（四）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
要打击黑恶势力染指政权以及寻求权力保护伞方式的渗透，首先要做到廉洁公正，使官员丧失寻求支配黑恶势力暴力力量的需求（黑恶势力寻求权力保护与腐败官员寻求黑恶势力的暴力支撑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也使官员失去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其次，做到官商分离，进一步弱化官员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与机会；再次，对于直接染指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应依法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势力的蔓延与上扩；同时，切实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的生存土壤。这样，可以有效切断官员与腐败、官员与奸商、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系链条及互动环节，通过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暴力犯罪的发生。
（五）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成本加大，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的幻想
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并不是说只注重事后从严打击，因为事先防范的有效落实，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的认真执行，也许使不少官员的违纪行为早日被查处，不至于演化到暴力犯罪、甚至上断头台的地步。
然而，事先的防范也绝非万能，在防不胜防、官员暴力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依法从严处罚，该杀的坚决杀，该判的认真判，并依法不予假释及从严控制缓刑（包括死刑缓刑）、减刑以及保外就医的适用，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大为增加，真正加大其犯罪成本，使之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或摆脱实质性惩罚的幻想。
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修正）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修正）
颁布单位：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20020401
实施日期：20020401
文号：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２９号
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修正）
（１９９８年８月４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６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９日厦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４２次会议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暂住人口登记管理，保障暂住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厦门市经济发展，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暂住人口是指没有本市常住户口，到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港澳台同胞、侨胞在本市的暂住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暂住人口登记管理的主管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办理暂住人口的暂住登记，发放、变更、收缴、注销暂住证；
（二）定期核对、查验暂住人员的登记情况和有关证件，对暂住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三）建立健全暂住人口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本辖区内暂住人口档案，定期进行暂住人口统计，完善对本辖区内暂住人口的管理。
劳动、工商、民政、计划生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应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安派出所根据需要设立暂住人口管理站，聘用户口协管员。
暂住人口管理站和户口协管员接受公安派出所的委托，协助做好暂住人口的登记、发证和日常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暂住人口管理站的管理和对户口协管员的培训。
第五条 公安机关和暂住人口管理站在履行暂住人口管理职责时，应坚持公开、便民、高效、文明的管理原则。
公安机关和暂住人口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工作中，应当遵纪守法，优质服务，文明执法，秉公办事，自觉接受监督。
第六条 暂住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厦门市的有关规定，遵守厦门市市民文明公约。
暂住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暂住人员。暂住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关部门应及时依法处理。
第七条 拟在本市暂住７日以上的暂住人员，应在到达暂住地后７日内申报暂住登记。
拟在本市暂住１个月以上年满１６周岁的暂住人员，应于到达暂住地后１个月内办理暂住证。
探亲、访友、旅游、就医、就学、出差等暂住人员，按照规定申报暂住人口登记或者旅客登记，不申办暂住证。
第八条 正在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或少年管教的人员，获准回家暂住的，应在到达暂住地２４小时内，由本人持监管机关的证明，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登记。
第九条 住宿在旅馆的暂住人员的登记管理，按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条 申报暂住登记或办理暂住证，按照下列规定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暂住人口管理站申报办理：
㈠单位招用暂住人员并提供住宿的,由招用单位申报办理；
㈡个人招用暂住人员并提供住宿的，由雇主申报办理；
㈢暂住人员租房居住的，由房屋出租人申报办理；
㈣暂住人员留住在居（村）民家中的，由户主申报办理；
㈤其他暂住人员，由本人申报办理。
前款第（一）、（二）、（三）、（四）项所列暂住人员，应配合招用单位、雇主、出租人或户主履行暂住登记和暂住证申报义务。
第十一条 申报暂住登记，应交验暂住人员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需办理暂住证的，还应提交暂住人员近期标准照片３张。属育龄人员的，须交验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婚育节育证明或厦门市外来人员婚育节育审检证。
第十二条 对申报暂住登记或办理暂住证的，公安派出所应认真审核，符合本规定的，应当立即予以办理，并发给暂住登记凭证或暂住证；不符合本规定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暂住登记凭证和暂住证由市公安机关统一印制。
第十三条 暂住证实行一人一证，有效期限最长为１年。期满需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期满前办理延期或换领手续。
第十四条 暂住人员在本市范围内变更暂住地址的，应当向变更后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暂住人口管理站办理暂住证变更登记手续。原暂住证有效期未满的，变更登记后可继续使用。
第十五条 为暂住人员提供住宿的单位、个人发现暂住人员死亡，应立即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报告，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应注销死者暂住登记，并及时通知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暂住证是暂住人员在本市合法居住的有效证明，不得伪造、变造、转借、转让。
暂住人员应当随身携带和妥善保管暂住证，以备查验。暂住证遗失或残缺不能辨认的，应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受理机关应当立即补发。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执行公务可依法查验暂住证，对有违法或犯罪嫌疑的暂住人员可扣留暂住证。扣留暂住证应当开具扣留凭证。扣留暂住证的理由消除后，应及时退还暂住证。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扣押暂住证。
第十八条 房屋出租人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或无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的暂住人员，发现暂住人员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房屋出租人委托他人管理出租房屋的，被委托人应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
第十九条 为暂住人员提供住宿的单位和个人应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检查、督促，居住暂住人员２０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须建立暂住人员管理制度，并指定人员负责暂住人员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申报义务人给予以下处罚：
㈠不申报暂住登记的，按未报人数每人处以５０元罚款;
㈡不办理暂住证的，按未报人数每人处以１００元罚款。
根据前款规定对单位进行处罚时，并可对单位负责人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暂住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５０元以上１００元以下罚款，对申报义务人不予处罚。
第二十一条 以欺骗手段取得暂住证的，由公安机关收缴暂住证，并按所办暂住证的数量，每份处以２００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伪造、变造、转借、转让暂住证的，由公安机关收缴暂住证,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行为人有非法所得的，除没收非法所得外，处以非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暂住证而使用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并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３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法扣押暂住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以５０元以上３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和暂住人口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侵犯暂住人员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厦门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发布的《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