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2002年8月1日）

教基〔2002〕14号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我部制定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认真组织实施，并将落实情况、问题和意见及时报我部。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社会竞争的压力，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升学就业和自我意识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或问题。因此，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为了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指导和规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总结实验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特制定本纲要。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坚持育人为本，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2.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要立足教育，重在指导，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性与实效性。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面向全体学生，通过普遍开展教育活动，使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有积极的认识，使心理素质逐步得到提高；关注个别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和辅导，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积极做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与针对性相结合；面向全体学生与关注个别差异相结合；尊重、理解与真诚同感相结合；预防、矫治和发展相结合；教师的科学辅导与学生的主动参与相结合；助人与自助相结合。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3.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使学生不断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对少数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障碍的学生，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咨询和辅导，使他们尽快摆脱障碍，调节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教育能力。


　　4.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树立在出现心理行为问题时的求助意识，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减少和避免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各种不利影响；培养身心健康，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按照“积极推进、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工作原则，不同地区应根据本地实际，积极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


　　——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教师要在具有较全面的心理学理论知识和进行心理辅导的专门技能以及提高自身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上有显著提高。


　　——有条件的城镇中小学和农村中小学，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抓好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同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区域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推进工作。


　　——暂不具备条件的农村和边远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中小学地区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规划；重点抓好一批心理健康教育的试点学校，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工作；逐步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三、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


　　5.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普及心理健康基本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了解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认识心理异常现象，以及初步掌握心理保健常识，其重点是学会学习、人际交往、升学择业以及生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常识。


　　6.城镇中小学和农村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必须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出发，做到循序渐进，设置分阶段的具体教育内容。


　　小学低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集体、新的学习生活与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乐与老师、同学交往，在谦让、友善的交往中体验友情。


　　小学中、高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品尝解决困难的快乐，调整学习心态，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正确对待自己的学习成绩，克服厌学心理，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培养面临毕业升学的进取态度；培养集体意识，在班级活动中，善于与更多的同学交往，健全开朗、合群、乐学、自立的健康人格，培养自主自动参与活动的能力。


　　初中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适应中学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要求，培养正确的学习观念，发展其学习能力，改善学习方法；把握升学选择的方向；了解自己，学会克服青春期的烦恼，逐步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抑制自己的冲动行为；加强自我认识，客观地评价自己，积极与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逐步适应生活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培养对挫折的耐受能力。


　　高中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具有适应高中学习环境的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充分开发学习的潜能，在克服困难取得成绩的学习生活中获得情感体验；在了解自己的能力、特长、兴趣和社会就业条件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职业志向，进行职业的选择和准备；正确认识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状况，正确对待和异性伙伴的交往，建立对他人的积极情感反应和体验。提高承受挫折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四、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7.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使用，注意发挥各种方式和途径的综合作用，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在小学可以以游戏和活动为主，营造乐学、合群的良好氛围；初中以活动和体验为主，在做好心理品质教育的同时，要突出品格修养的教育；高中以体验和调适为主，并提倡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服务的紧密配合。


　　8.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活动课或专题讲座。包括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知识讲座等，旨在普及心理健康科学常识，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心理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注意防止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的倾向。


　　9.个别咨询与辅导。开设心理咨询室（或心理辅导室）进行个别辅导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方式，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直接的指导，排解心理困扰，并对有关的心理行为问题进行诊断、矫治的有效途径。对于极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能够及时识别并转介到医学心理诊治部门。


　　10.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之中。要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寻找心理健康教育的契机，注重发挥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人格魅力和为人师表的作用，建立起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师生关系。班级、团队活动和班主任工作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1.积极开通学校与家庭同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学校要指导家长转变教子观念，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注重自身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营造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以家长的理想、追求、品格和行为影响孩子。

　　五、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实施

　　12.加强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积极支持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根据本地、本校教育教学实际，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时间，课时可在地方课程或学校课程时间中安排。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到对学校督导评估之中，加强对教师和咨询人员的管理，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1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关键。学校要逐步建立在校长领导下，以班主任和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为骨干，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制。专职人员的编制可从学校总编制中统筹解决。统筹安排中小学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可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或心理咨询人员。

　　要重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一个方面，为教师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供必要的条件。要关心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教师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使他们学会心理调适，增强应对能力，有效地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14.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培训。教育部将组织有关专家编写教师培训用书，并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培训骨干教师。高等学校的心理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要积极为中小学输送合格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师范院校要开设与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课程，以帮助师范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组织对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培训，把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列入当地和学校师资培训计划以及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系列。培训包括理论知识学习、操作技能训练、案例分析和实践锻炼等内容。通过培训提高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

　　15.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学校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强调集体备课，统一做好安排。要以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需要为主线，通过教研活动，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难点，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带课题培训与合作研究等方式，推广优秀科研成果。

　　16.各种心理健康教育自助读本或相关教育材料的编写、审查和选用要根据本指导纲要的统一要求进行。自2002年秋季开学起，凡进入中小学的自助读本或相关教育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后方可使用。

　　17.各地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的密切联系，既不能用德育工作来代替心理健康教育，也不能以心理健康教育取代德育工作。不能把学生的心理问题简单归结为思想品德问题。同时，各地应根据中央和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对此项工作统一规范称为“心理健康教育”。

　　18.心理咨询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条重要渠道。大中城市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心理咨询室（或心理辅导室），配置专职人员。对心理咨询或辅导人员要提出明确要求。严格遵循保密原则，谨慎使用心理测试量表或其他测试手段，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心理测试，禁止使用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仪器，如测谎仪、CT脑电仪等。

　　19.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既要积极创造条件，又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既要充分利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又要注意防止心理健康教育医学化和学科化的倾向。不能把心理健康教育搞成心理学知识的传授和心理学理论的教育，也不能把心理健康教育看成是中小学各学科课程的综合或思想品德课的重复，更不许考试。

　　20.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研究与科学管理，特别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研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此项工作要给予大力指导，积极支持科研部门广泛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健康地发展。

2002年9月25日

DSU系列论文之三：非违反申诉的确立

刘成伟


在前一论文中作者已经简单提及，由于缺乏违反申诉中那种由义务违反本身直接裁定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这样一种推定的存在，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放到了申诉方的肩上，其确立过程也更加复杂。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以及争端当事方通常都认为GATT第XXIII:1(b)条所规定的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处理而且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 专家组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还是指出：“尽管我们认为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适用并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每一案件都应根据其自身价值（on its own merits）而受到审查，并谨记前面提及的保障互惠的关税减让的谈判进程的需要。因此，我们作为专家组在有义务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的角色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已经损害或取消了...第XXIII:1(b)条范畴内的利益，作出客观评估。” 〖1〗本文作者拟就专家组在此方面如何根据每一案件的“自身价值”及其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而进行“客观评估”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在Japan - 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将确立非违反案件的一般标准（common test）概括如下：“第XXIII:1(b)条条文确立了申诉方为了说明根据该条而提出的一项可以审理的权利主张（a cognizable claim），所必须证明的三个要素：（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该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2〗而在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专家组则又加进了在非违反申诉案件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即措施所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必须是违背了申诉方在订约时的合理预期。如此以来，非违反申诉案件涉及到就是否存在如下事项所进行的审查：（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完全不可能被出口成员预料到的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3〗下面我们就将分别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措施的适用（Application of a Measure）：“措施”的效力特征
在分析非违反主张的要素或称构成要件时，逻辑上的起点（a logical starting point）是存在某一WTO成员对某一项措施的适用。首先，有必要界定“措施”（measure）一词的具体含义。就此而言，在大多数案件中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某一项措施是否存在，而在于哪些措施是属于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可归咎于WTO成员政府的措施。换句话说，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是否必须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Action with Compulsory Nature）？对于此问题，Japan-Film (DS44)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分析：〖4〗
“根据WTO协定第XVI:4条，GATT第XXIII:1(b)条之‘措施’一词的普通含义（ordinary meaning）当然包括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远不限于此而还包括缺乏法律强制性（legally enforceable enactments）的其他政府措施。同时，也并非政府机构的每一个意见（utterance）或者非政府组织应政府要求或基于政府某种程度支持而作出的研究报告，都能够被视为成员政府的措施。
…如同GATT专家组过去所做的那样，对我们而言很有必要审查每一个所谓的“措施”，以确定该措施是否具备为第XXIII:1(b)条目的所要求的措施的特别属性（particular attributes）。
我们对GATT实践特别是Japan-Semi-conductors一案的专家组报告的审查表明，当行政指引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incentives or disincentives），并且主要依赖政府措施以指引私方（private parties）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act in a particular manner）时，该措施即可以被视为一项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measure）。在那一案件中专家组裁定，尽管某一措施不具有强制性，也可能被视为是受[GATT]第XI:1条[关于数量限制的条款]支配的一项限制，因为‘存在足够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促使非强制性的措施（non-mandatory measures）生效...[并且]措施的实施...本质上依赖于政府的措施或者干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措施将以等同于强制性要求（mandatory requirements）的方式起作用，以至于该措施与强制性要求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了...’。
...我们认为我们在本案中对所谓的‘措施’的分析必须如此进行，即充分考虑到这些政府措施实施的背景及其对私方所产生的影响。
本案中，日本主张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义务，而且为了施以义务该措施必须是那些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or the substantive equivalent）的政府政策或措施。而美国的立场则是，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不应该被限制于仅指那些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美国支持一个关于此词语的涵盖更广的定义（a more encompassing definition）。
忆及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在确定一项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formally non-binding）措施，是否应归属于第XI:1条中的政府限制时所使用的标准，即行政指引必须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并且对该指引的遵守必须主要依赖于政府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标准当然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一词的定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此行为或不行为之动机的标准（incentives/disincentives test）应被视为将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定性为政府措施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认为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不应该被视为规定了什么应被视为构成了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的唯一标准或外部限制（outer limit）。
尤其，我们并不信服日本所提出的定义界定了什么能构成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即一项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在我们看来，一项政府政策或措施没必要必须具备实质约束力或强制性，才能够产生被私方以损害或取消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合法预期的利益的方式而遵守的可能性。实际上，很明显那些包含了充分的指引私方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对市场准入的竞争条件也能够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例如，大量的非违反案件中涉及了补贴，而补贴的接受只要求符合条件者的自愿遵守（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eligibility criteria）。而且，我们认为也可以设想，在政府与商业之间存在高度合作与协作的情况下，例如存在对行政指引的实质依赖以及其他政府与商业之间的非正式合作的情况下，即使是政府政策声明中的不具约束力的、劝励性的（hortatory）措辞，对私方而言也可能具有类似于有法律拘束力的...措施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就第XXIII:1(b)条所指的措施一词，我们应给予一个广泛的定义（be open to a broad definition），即考察不具有约束力的政府措施是否具有一个类似于有约束力的措施的效果。
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考虑了第XXIII:1(b)条的目的，即通过为纠正那些否则就不会受到GATT规则所规范但尽管如此却仍然损害了成员产生于关税谈判的利益的合法预期或使之丧失（not otherwise regulated by GATT rules that nonetheless nullify or impair a Membe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f benefits from tariff negotiations）的政府措施而提供一种途径，来保护GATT下的减让平衡。在我们看来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应被视为受第XXIII:1(b)条调整的政府措施的种类不应被以一种不适当的限制性方式（an unduly restrictive manner）界定。否则，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当政府以一种或多种方式涉嫌导致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时，将不能根据第XXIII:1(b)条进行救济，因而阻止了该条目的的实现。然而，我们想强调的是，给予措施一个宽泛的定义将不会扩展第XXIII:1(b)条之救济的适用范围，因为仍然由申诉成员承担清楚证明该争议措施如何导致或引起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义务，并且如下面将要阐释的，在最终的分析中被告成员政府只对其自身所引起的损害负责。
……
由于WTO协议是一个只有国家政府或单独关税区才直接受其义务支配的国际协定，因此也就暗示第XXIII:1(b)条以及DSU第26.1条中的措施一词，如同WTO协议的其他地方一样，仅指政府政策或措施，而非那些私方的政策或措施。尽管这一‘原理’（truth）不容置疑，但是还是有大量的贸易争端中，就那些表面上是私人措施但尽管如此却因为政府与那些措施的某些关联或认可，而使得专家组面临着对此归责程度的困难判断。
……
过去GATT的案例表明，如果某一措施中存在足够的政府参与，则该措施是由私方采取的事实并不能排除该措施可能被视为是政府性的措施的可能。在此方面很难确立明显的界限规则。因此，那种可能性将需要个案审查（examin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事实上，上面这些关于措施的界定的裁定同样适用于违反申诉中措施的界定。对于非违反申诉而言，真正特别的在于利益的界定。由于违反申诉中一个正式推定的存在，往往在确定某一措施可归咎于政府，而该措施又违反了适用协定的义务时，便可推定成员的利益丧失或受到损害，因而也就不涉及到利益的界定问题。然而，对非违反申诉而言则其确立更为复杂。由于没有违反申诉中的推定，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更为详细的举证责任。申诉方必须证明该措施的适用导致了其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而在非违反申诉中，在确立了措施的适用以后，下一步就是证明在该措施的适用范围内，申诉方利益的存在。这也是确立非违反申诉最为关键的一步。
二、利益的存在（Existence of a Benefit）：利益的“合法预期”
忆及系列论文之一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WTO框架下利益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如果WTO成员准备通过援用DSU程序寻求救济，则该成员只要证明此类措施或情形导致了其在任何适用协定项下的“任何利益”（直接的或间接的）的丧失或损害。简言之，只要措施的适用涉及到了适用协议所保护的成员之间关于市场准入的竞争关系而非单纯的贸易流量或实际贸易，那么成员在此就有利益存在。尤其是审查非违反申诉的GATT专家组经常将 “竞争关系的破坏”等同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然而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如果想证明其利益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证明申诉方对该利益存在前文曾频频提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事实上，在Japan - Film（DS44）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过去所有（只有一个例外）涉及第XXIII:1(b)条的GATT案例中，所主张的利益都是涉及到针对产生于有关关税减让的改善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合法预期。〖5〗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1)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
不同于以前GATT体制所涉及的单纯的贸易问题，WTO框架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涉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还有扩大化引入诸如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等的趋势。而这种扩大化趋势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对利益的保护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有关协定更容易受到复杂的措施的损害。为了避免通过所谓的合法措施损害条约的目标，因此也就有必要创造诸如非违反申诉、情势申诉等具体的新的救济方法。同时，为了防止这些新的救济方法的滥用，作为善意原则的一个衡平分支（an equitable branch），采纳合法预期的保护（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PLE'）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关键的。保护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是善意原则（good faith doctrine）及此原则所派生的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
和平社会所依赖的合作、公平和相互信任，不应该被严格法律的孤立适用（an isolated application of strict law）所破坏。在此方面，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于1966年的一个评论指出，依赖于严格的条文解释但却损害了协定的本质含义的行为，构成了对善意原则的违反。善意原则作为支撑国际公共秩序整体框架的一个根本概念被普遍接受，尤其在条约法领域。联合国宪章第2.2条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善意原则禁止缔约方基于损害协定正当含义及其目的的任何行为。在具体案例中，协定目的规定了哪些是可以被合法预期的准绳。这似乎表明，条约规定的含义不再基于缔约方的主观愿望（subjective will）决定，而是根据缔约方通常并合理预期（ordinarily and reasonably expect）的条文含义来决定。换句话说，在国际法及国际关系领域，一项承诺的含义将根据受诺人的合理预期的标准，而不仅仅是根据承诺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条文的表面含义来界定。
作为条约法的一部分，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WTO协议当然也要受善意原则的支配。在这方面，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相关裁定：〖6〗
“在我们看来，GATT/WTO法律体系下发展起来的非违反救济不应被视为游离于国际惯例法的一般原则之外。如上面注意到的，基本前提（the basic premise）是成员不应该采取那些即使与条约条文一致但却可能破坏谈判伙伴的合理预期的措施。这传统上出现于那些可能破坏一定的关税减让价值的措施的背景中。在我们看来，这是在GATT1947第XXIII:1(b)条及其争端，以及后来的WTO协议特别是DSU第26条背景下的有约必守原则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有约必守原则在维也纳公约第26条中被表述为：‘每一个生效的条约对签约方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必须得到签约方善意的履行。’
……
非违反原则不仅限于仅仅遵守条约术语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成员必须在减让对竞争机会的实质影响（material effect）的范围内遵守该实际规定。就此意义而言，这是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充。
我们注意到DSU第3.2条要求我们在具体的争端背景中，依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WTO协议的现有规定。然而，WTO协议与国际惯例法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国际惯例法普遍适用于WTO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此类国际法在WTO条约协议没有将之“明文排除”（contract out）的范围内适用。换句话说，在没有冲突或不一致或在WTO适用协议中有暗示不同的措辞的范围内，我们认为国际法的惯例规则适用于WTO条约以及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
……
…[尽管非违反申诉应该谨慎适用，]Japan - Film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非违反救济具有重要的角色——保护通过议定的减让获得的对竞争机会的合理预期。
…成员采取的符合条约义务之条文的绝大多数（vast majority）措施，通常也与其精神一致。然而，偶尔，情况也可能是，尽管被某一套规则所允许（例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在此方面普遍被援引的规则示例）的一些措施，却与诸如减让表之类的其他承诺的精神不相符。也就是说，这些措施否定了此类承诺所合理预期的竞争机会。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整体的举证责任在申诉方，我们并不准备引入一个新的要求，即申诉方肯定地证明另一成员存在实际的恶意（actual bad faith）。在乌拉圭回合之前的争端历史中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从没有建立如此要求，而在现在的条约文本中也没有证据表明新引入了这种要求。相反，肯定性证据应该是已经采取了破坏条约目的和目标的措施，并且由此产生了合理预期的利益。”
(2)争议措施的不可预见性（Non-foreseeability）
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成员在作出减让时所能合理预期到的所有措施都应被考虑到。在此，有必要在利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a benefit）与措施的合理预见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 of a measure）这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别。证明被控措施在谈判时是客观上不能预见的，就等于清楚承认了利益的预期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对于成员能否主张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非常关键的。措施的不可预见性要求是合法诉诸非违反保护的核心之核心。被控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必须是在议定市场准入的具体权利和义务时所不能被合理预见的。也就是说，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被控措施在议定减让时不应该被合理预见到。如果措施已经被预见到了，那么成员就改善的市场准入而言，就不可能对这些措施所引起的损害具有合法预期。然而，在确定某一成员是否本应该已经预见到了其主张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对于确定某一措施是否应被合理预见到这一问题，Japan-Film（DS44）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针对具体措施应根据下列指引进行：〖7〗
一方面，在申诉方证明争议措施是在有关协定签订之后引入的情况下，则申诉方提出了其不应该被指望能预见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被诉方来反驳这一推定。例如，此种反驳可以通过主张争议措施根据先前的措施是明显可以预见到的，因而应该被视为已经预见到了。然而该反驳必须证明该措施与先前的措施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仅声称由于措施与过去的某一政府一般政策一致或是其继续因而该措施本应被预见到，是不充分的。另外，如同EEC-Oilseeds一案专家组所注意到的，裁定申诉方预见了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也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如果一成员被指望应该预料到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非违反的主张也就不可能了。总之，在每一情况下，合理预期的问题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另一方面，在被诉方证明在有关协定签订以前争议措施就已经被引入的情况下，被诉方提出了申诉方应该被指望能够预料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申诉方来推翻这一推定（就此而言，申诉方仅有义务清楚那些公布之后的措施）。例如，通过证明措施的公布与协定的正式签署之间时间相隔太短，以至于即使预见到了可能的不利影响，要求有机会重开谈判也是不现实的。当然，知道措施的存在并不等同于理解该措施对某一具体产品市场的影响。例如，某一模糊的措施可以通过原本没有预料到或后来有重大变化的执行政策获得实质不同的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主张它不曾清楚一项措施与市场准入条件之间的相关性时，它被期望清楚证明为什么它原本不可能预料到现存措施的效果以及它何时预见到了。关于成员措施是如此不透明（opaque）或非正式的一个简单声明是不充分的。 从这也可以看出，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这也是非违反申诉很少被成功确立的一个关键原因。
(3)谈判中的利益
在Korea-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与传统的非违反申诉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通常，“合理预期”的问题是指是否能合理预期到现存减让下的利益将被适用措施所损害。然而本案中，如果存在非违反情况，问题则是对于谈判过程而非一个既定减让（pursuant to the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pursuant to a concession）中的利益授权（entitlement to a benefit），是否也可以存在一个合理预期。例如，条约谈判中的错误问题是否也可以根据DSU第26条进行分析？就此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8〗
本案专家组看不出任何不能如此做的理由。如同以善意履行条约一样，当事方也有义务以善意进行谈判。国际法的传统规则（此处则是有约必守原则），既适用于WTO条约，也适用于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过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应该在普遍适用于条约的履行以及条约的谈判的国际法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审查。否则，在国际法对WTO争端的普遍适用中将留下缺口（a gap），而专家组看不出WTO协议的用语中有什么证据表明允许此缺口的存在。
本专家组认为非违反表明了条约履行中的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展，因而[非违反救济]也可以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和善意。如果非违反救济被视为不能为本案中...谈判中的善意和错误的问题提供救济，在WTO争端解决解决机制中针对该问题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因为条约尚未形成，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违反救济，而关于善意及条约谈判中的错误的国际惯例法又被排除适用] 如前所述，这是与国际法与条约法或WTO协议之间的一般关系不相符的。
然而，具体到本案，虽然专家组裁定DSU第26条的救济同样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专家组注意到美国并没有适当履行保护其自身权利的义务，因为情况表明美国对可能的错误本应该清楚。因此，专家组裁定本案中的错误不再是“可原谅的”（excusable），也就是说，就非违反申诉的权利主张而言，措施不再是不可预见的。因而，专家组裁定美国并没能成功证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构成了非违反之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主张的基础。
三、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果关系（Causality or Causation）的确定
关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一般含义，我们在系列论文之一中已经进行了讨论。作者在此主要对非违反申诉中对因果关系的要求进行简单分析。由于违反申诉中之“推定”的存在，事实上在证明有关措施的适用之后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而非违反申诉中，由于此种推定的缺乏，在证明了措施的适用之后，不仅要证明存在利益的合法预期，而且还要继续证明利益的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考察了涉及因果关系的四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证明的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but for" 或更小的程度；具有产地中立性（origin-neutral nature）的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意图（intent）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时措施可被累计（collectively）考察的程度。对于这些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9〗
首先对于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专家组裁定，日本应该对指控中可归咎于其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负责。在这一阶段，问题是该措施是否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就是说该措施对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否造成了一个微小的贡献（a de minimis contribution）。 其次，对于措施的产地中立性（根据产品的产地而不区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都适用）问题，专家组裁定，即使缺少权利歧视（de jure discrimination），美国也可能证明存在事实上的歧视（de facto discrimination）。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被要求详细证明其所称的对进口的产生于产地中立性的措施的任何不成比例的影响（any claimed disproportionate impact）的存在。关于事实歧视问题的GATT/WTO案例法，在GATT第II条之最惠国待遇以及第III条之国民待遇方面都有适度的发展。在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以及Bananas III案件中，上诉机构确认了GATT/WTO专家组的一贯关注，即确保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口产品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机会的有效的平等（effective equality of competitive opportunities）。尽管过去的这些案例都没有涉及到第XXIII:1(b)条，本案专家组认为其中的推理同样适用于关于非违反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的事实歧视问题。当然，也要注意在第XXIII:1(b)条案件中，问题不是竞争条件的平等是否存在，而是基于有关关税减让的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之间所存在的相对的竞争条件（the relativ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是否已经被破坏。
而就意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专家组认为，很明显可能存在多种意图促使措施的实施。然而，第XXIII:1(b)条并没有要求证明，对于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适用该措施的某种政府意图的存在。对于确立因果关系重要的是措施的效果，即是否破坏了竞争关系。尽管如此，意图也并非完全不相关。如果表面上对国内和进口产品的效果具有产地中立性的措施，尽管如此却仍然被证明是被企图用来限制进口，专家组在具体案例中在谨记意图尽管事实存在也不是决定性的同时，可能更容易裁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当然，仍由申诉方证明其所指控的具体措施确实在事实上损害了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或使之丧失。最后，就影响的累计审查问题，专家组并没有排除这种累计影响的可能性。至少这种情况并非没有逻辑，即某一措施在单独分析时可能对市场竞争条件仅有有限的影响，但当综合起来分析（更大体系的一系列措施）时，则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一理论主张的逻辑性，专家组也注意到，就措施进行此类的综合评估（a combined assessment）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技术，容易被滥用，因此必须谨慎处理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be approached with caution and circumscribed as necessary）。
概而言之，由于缺乏了违反申诉中的推定，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交由申诉方承担。在此方面，申诉方必须“提供详细的正当理由（a detailed justification）”，不仅要如同违反申诉一样证明可归咎于成员政府的措施的适用，而且还要证明其对有关利益的“合法预期”以及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以支持其非违反的权利主张。而专家组在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其角色在于根据其所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被控方所采取的特定措施是否造成了申诉方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即裁定申诉方是否已经证明了竞争状况正由于不可合理预见的措施的适用而受到了破坏，进行客观评估。而对于客观评估（Art. 11, DSU）的具体适用，作者将在第四批次节选书稿第三章时而推出的系列论文中进行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