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梅州市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梅州市委办公室
中共梅州市委办公室、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梅州市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梅市办〔2005〕66号
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市直局以上单位，中央、省属驻梅各单位：
《梅州市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梅州市委办公室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5年7月20日
梅州市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对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对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的责任追究，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实现廉政勤政，促进机关工作提速、提质、为人民、促发展，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根据《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信访条例》、《行政许可法》和国家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工作制度，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经济发展环境，损害管理对象、服务对象合法权益，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由责任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依照本办法追究效能责任。构成违纪违法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
本办法由各级纪委、监察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本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以及经授权、委托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机关聘用人员、借调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效能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内容
第四条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对法律法规以及党委、政府的政策规章执行不力、消极对待，影响政令畅通，导致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或不依照规定程序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致使决策失误的；
（二）制定、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方针政策的规范性文件的；
（三）继续使用已废止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使用虽没有废止但其中已经自然失效的条款规定，导致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的；
（四）对应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真实、不全面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委托或授权其他组织或个人代行相关职权，或者不依法对受委托者的行为进行监管或监管不力的；
（六）在工作中丢失、损毁相对人的有关材料或物件，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七）工作中需要与其他部门共同研究解决的事项，当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时，未及时报请上级领导或机关裁决，久拖不决的；
（八）对管辖范围内的不作为问题失察失管，致使多次出现不作为问题，或因不作为导致出现严重责任事故的；
（九）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灾情险情、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重要情况不及时报告和处置的；
（十）被投诉单位收到投诉件不调查、不处理、不整改或弄虚作假、隐瞒真相、包庇袒护的；
（十一）擅离岗位、擅离职守或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搓麻将、下象棋、打扑克牌、玩电脑游戏的；
（十二）对前来办事的人员置之不理、刁难或态度粗暴，言行举止不文明礼貌的；
（十三）对依法依规应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违反服务承诺制度，无正当理由对符合规定的事项不能限时办结，或对党委、政府的决定、决策在规定时限内不完成工作任务的；
（十四）对群众的正当要求和合理意见置之不理，对应该办理的事项不办理的；
（十五）其他影响机关效能的行为。
第五条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制度建设和内部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未按规定建立并执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失职追究制、窗口部门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的；
（二）无法规依据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故意刁难企业、群众或其他组织的；
（三）违反廉洁从政规定，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当事人的宴请和礼品、礼金的；
（四）违反有关规定，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参加各类社团组织以及各种评比、达标、升级、考核、研讨、培训等活动的；
（五）违反机关公文、公章等内部管理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除按照《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追究法律责任的行为外，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继续实施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的；
（二）行政许可申请需要采用格式文本，行政机关未向申请人提供的；
（三）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的；
（四）不按有关规定出具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决定的；
（五）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
（六）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下级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的；
（七）能够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不当场作出的。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过程中如有违规行为，除按照《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规定追究法规责任外，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行政征收的；
（二）违反征收资格证、收费许可证管理规定实施征收的；
（三）擅自增设行政征收项目或者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四）违反财政票据管理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征收的；
（五）被征收单位或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本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二）检查中发现违纪违法行为而隐瞒、袒护，不予制止、纠正的；
（三）发现本机关存在违法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行为而未及
时制止、纠正、处理或者隐瞒、包庇的；
（四）上级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职责的；
（五）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无法定依据和事实依据实施处罚的；
（七）使用、丢失或毁损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八）无法定依据采取强制措施的。
第九条 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五、六、七、八条行为的，该工作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员，将追究效能责任，如涉嫌违纪违法的，将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机关负责人按照岗位职责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承担领导责任。
机关有上述第四、五、六、七、八条行为的，对机关负责人按照职责分工追究有关责任。
第三章 效能责任追究的形式和具体规定
第十条 效能责任追究的形式：
（一）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讨；
（二）效能告诫；
（三）通报批评；
（四）行政处理或组织处理。
第十一条 工作人员被检查发现或受到有效投诉1次的，本人本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在一个考核年度内被检查发现或受到有效投诉2次的，年度考核时予以告诫，半年后视其表现情况确定考核等次；在一个考核年度内被检查发现或受到有效投诉3次的，本人本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并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在连续两个考核年度内被检查发现或受到有效投诉达5次且经查实的，除依法不得辞退的外予以辞退。
第十二条 一个单位一年发生5宗以上有效投诉的，年终给该单位通报批评，并不得参与“评先”。如单位管理混乱，行政不作为，出现严重问题，引起社会不良反应的，应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并视其情节采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免职。
第十三条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导致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造成企业撤资、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等恶劣影响的相关人员，将直接给予免职、撤职或者辞退；引起国家赔偿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被追究效能责任人员主动、及时纠正过错，未造成损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效能责任:
(一)管理和服务对象弄虚作假，致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正确行使职权的；
(二)因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规定、要求，无法认定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的；
(三)因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发生的。
第四章 效能责任追究的程序
第十六条 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的投诉事项依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处理。机关接到投诉、举报后，组织人事或纪检监察部门应及时审查是否属于受理范围、有无事实依据，并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向投诉、举报人说明理由。决定受理的，应安排人员调查核实，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节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投诉处理结果应书面通知投诉人和有关工作人员或者工作部门。
上级机关必要时可直接办理应由下级机关处理的效能投诉事项。上级机关发现下级机关若对效能投诉事项处理不当的，可以责成其重新处理，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变更处理结果。
投诉受理机构接到投诉、举报，参照《信访条例》第三、四章办理。
第十七条 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追究效能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责任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督查。
第十八条 凡受责任追究处理的，责成被处理人员写出书面检查；给予效能告诫以上处理的，应将效能告诫书等送达被处理人员并告知其申辩的权利和期限；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九条 效能告诫的告诫期为6个月。告诫期满后，被告诫人应写出整改情况报告，经单位或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已改正的可按期解除告诫，并下达解除效能告诫通知书；仍不改正的，应延长告诫期，延长期为3个月。
第二十条 对处理决定不服的，被处理人员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决定的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书面申辩。受理机关应在收到书面申辩之日起30日内，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决定的书面处理意见，并通知申辩人。
申辩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上述申辩程序另有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效能责任追究的受理应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备案；有关材料应当存入作出处理决定机关的文书档案。效能责任追究处理决定送达被处理人员所在单位，抄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人事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纪委、市监察局商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初探
蔡 奕
[内容提要]缔约过失责任是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特殊责任制度，我国早期民事立法及新合同法对此也作了一定的规定。但由于理论争议较大，缔约过失责任的实践产生了一些歧异。本文拟从廓清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着手，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条件、赔偿范围作一研讨，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评介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 缔约过失责任、过错、诚实信用、先契约义务
[作者简介]蔡奕，1975年生，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著述颇丰，参与编著《宏观经济法》、《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际经济法学〉自学辅导》等著作，并在《国际贸易问题》、《法学》、《经济法制》、《国际商务》、《江汉论坛》、《现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译著四十余篇。
[通信地址] 厦门大学1641信箱（361005）
[宅电]（0592） [电子信箱]caiyi55@sina.com
[中图分类号]D923.05 [文献标识码] A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致使另一方的利益受损，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只有在合同尚未成立或合同虽已成立但因不符合法定生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消时，缔约人才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简言之，缔约过失责任所违背的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而非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首先由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学院年报》学四卷上发表了题为《缔约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善时的损害赔偿》的论文，指出：“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的障碍被排除时，也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合同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1]在耶林之后，许多民法学家对这一理论作了完善和发展，多数国家的立法与判例也都采纳和借鉴了缔约过失制度。我国合同法第４２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缔约过失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指依据何种法理确立和追究缔约过失人的法律责任，大陆法系学者对此历来有多种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和诚实信用说四种主张。其中，侵权行为说认为，除法定情形外，因缔约上过失导致他人损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按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法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契约或事先达成的默契是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法律规定说则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均具有明显的缺陷：缔约过失责任有时并不侵犯相对人的具体权益，且侵权行为法有关免责、举证和时效的规定，使缔约过失责任的惩戒力度和保护有效性大为降低；法律行为说以尚未成立的合同或事先达成的订约默契作为责任基础，实际上是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一般违约责任的窠臼，混淆了缔约过失责任与一般违约责任之间的界限；法律规定说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将遭遇到严重的适用困难。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因存在理论或实践上的困难，均不足取。
笔者赞同诚实信用说，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的先契约义务。合同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要约承诺关系。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消并致对方当事人受害，此时由于在当事人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受害人难以以违约为由追究致害人的法律责任。但在当事人为缔约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已由一般业务关系变成了具有特定信赖成分的特殊联系关系。这种关系虽不以给付义务为内容，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负有相互协力、通知、说明、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2]当事人若客观上违反上述先契约义务，且主观上存在过错，即应承担法律上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条件
学界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缔约一方违反先契约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易混淆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违反与合同有关的义务，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违反的是先契约义务，而非合同义务。所谓先契约义务，是指当事人为缔约而相互磋商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各种说明、告知、注意和保护义务。先契约义务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１、先契约义务是法定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的诞生地——德国司法界普遍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即便法律没有精准、恰当的规定，也允许法院采取类推适用。正因为先契约义务的效力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无须当事人事先约定，也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
２、先契约义务是附随义务。先契约义务并非独立存在的法律义务，而是附随于合同义务而存在。只有当事人善意履行了先契约义务，合同才能有效成立。因此，先契约义务与合同义务之间具有因果条件关系和时间序列性。
３、先契约义务不是给付义务。先契约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它不以给付为内容，这是因为先契约义务是合同成立之前缔约方所负的义务，而给付义务是合同之债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合同未成立之前，当事人之间不会有给付义务。
（二）因缔约人的过错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消，给相对人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害，或者因行为人未尽适当注意义务而使合同相对人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民事责任一般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其前提条件，缔约过失责任也不例外。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失主要信赖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既非现有财产的实质损失，也不是履行利益的丧失，而是一种期得权益的损失，即缔约当事人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可能获得的利益以及因合同不能有效成立所丧失的利益。实践中，这种损失主要表现为订约所需费用及准备履行合同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等。[3]
（三）合同尚未有效成立。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订约磋商过程中，此时，合同尚未有效成立。理论上判断合同是否有效成立有两种标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依法律和事实来判断合同是否有效订立，主观标准则以当事人的意志和意愿来判断合同成立与否。笔者认为，在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判定上，应以客观标准为宜，即只有内容合法、资源缔结的合同，才是有效成立的合同，而无论当事人是否相信合同已经成立。
（四）缔约人一方主观上须有过错。这里的过错，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二者都可以表现为对缔约注意义务的违背。在契约缔结阶段，缔约人完成了从一般人向合同当事人的转化，相应地其注意义务也由一般人的消极义务范畴（如不得干扰、阻扰契约的缔结）进入了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如协办义务、告知义务、保护义务等）。缔约人应以信赖关系为基础，互相负以必要的注意义务，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对方利益不受损害。对上述义务的违反，均可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观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42条仅规定缔约过失行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对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却没有明确。鉴于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其赔偿的确定不能简单地比照后二者，因此必须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和侵害的权益来确定其赔偿范围。理论界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4]信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缔约过失行为致对方财产的直接损失，也包括受害方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间接损失。笔者认为，这一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具体涵盖以下五个方面：（1）订立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交通费、通讯费、考察费、餐饮住宿费等；（2）准备履行或履行合同所支出的费用，如仓储费、运费、保险费等；（3）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消时支出的诉讼费用或其他费用；（4）上述费用的利息损失；（5）丧失与他人签约机会等情形下产生的间接损失等。
上述赔偿范围中争议最大的是第（5）项，该项间接损失难以确定，且实践中分歧较大。笔者认为，要支持第（5）项赔偿，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与第三人缔约机会"在缔约过程中真实存在，索赔方必须对此承担举证责任。（2）该项损失未超出缔约过失人的预见范围，这一点可以参照合同法第113条关于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来处理。该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能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3）不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应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的损害赔偿仅仅是单方过错下的责任承担，如果缔约双方均存在缔约过错，其责任承担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即"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
四、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立法及其完善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我国民事法律中早有体现。它最早见之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因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其后的《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撤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受损害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993年修订的《经济合同法》第16条也就缔约过失责任作了与《民法通则》类似的规定。
但是，这些早期民事立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其一，理论界所广泛认可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指缔约一方基于过错违背先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合同订立制度的范畴，而早期民事立法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则与合同效力和合同履行混为一谈，造成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其二，就缔约过失责任的形态而言，包括契约不成立、契约无效、契约撤消三种形态，我国立法仅对后两种形态作了界定，而忽略了第一种形态，这在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请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部分权利，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缺陷；其三，我国早期民事立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只作抽象的一般表述，不作具体规定，这不免在实践中产生对缔约过失责任理解上的偏差和歧异，大大降低了该责任的可适用性和操作性。[5]
针对上述问题，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其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规定较之以往法律的粗略规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足。该条（一）、（二）项具体描述中均强调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故意与主观恶意（一般也是指故意），给人造成仿佛只有主观故意才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的错觉（而实际上缔约过失责任在主观上也可由过失构成），如此容易引发当事人的误解，不利于该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为消除上述负面影响，笔者建议将该条第（三）项修改为"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从而，明确将过失也纳入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观范畴，增强缔约过失责任立法的严谨性和可适用性。
[1] 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第79页。
[2]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八册），第85页。
[3] 参见房绍坤、郭明瑞、唐广良著：《民商法原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03页。
[4] 参见王秋实：《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及其适用》，载《阴山学刊》1999年第12期。
[5] 李霖：《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