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范围的相关规定
我国的 《国家赔偿法 》于第二章第一节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行政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了对人身权的损害赔偿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 还包括了行政赔偿的免责事由。第一，侵犯人身权的赔偿范围对人身权的侵害, 包括对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和对生命健康权的侵害。第二，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4条之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 有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等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我国《国家赔偿法 》第 5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检查饭店时吃喝行为, 应视为个人行为；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不可抗力。

二、《国家赔偿法》 在行政赔偿的范围设定上存在的缺陷

第一,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单一。《国家赔偿法 》把“违法”作为单一的归责原则, 而此处所指的“违法”, 实际上多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违法标准来理解和适用的, 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违法”所应具有的丰富含义, 不能完全包含引起损害和应当赔偿损害的全部情形。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赔偿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应当在于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 对其的损失进行负担或弥补, 而不是对造成损失的行为或原因来进行评价。要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就必须要修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这是首要的问题。

第二,《国家赔偿法》 所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较窄, 在法条中只规定了九个方面。当前《国家赔偿法》所规定九种情况以外的行政执法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 行政相对人缺乏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对于财产损失, 现有立法规定, 在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 对于间接利益一概不赔。这种规定和 《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国家侵权自应由国家赔偿, 不能将负担加在受害人身上。对于人身损失, 依照现有规定, 违法行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权, 只赔偿物质性损失, 而不赔偿精神损害。从而产生了两种不良的后果: 1.行政相对人认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完全的维护, 可能对法律的作用产生怀疑； 2.对于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国家机关, 由于赔偿金额过小, 没有经济上的震慑作用。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完善

( 一) 改变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确立方式。

我国《国家赔偿法》之所以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 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家赔偿制度处于初创阶段, 明确列举赔偿事项, 便于实际操作, 而且有利于减少财政负担。但是行政赔偿的内容主要是违法行政, 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法律不可能对其进行逐一的列举, 而且这种方式也不利于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因此, 这种立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狭窄。因此可以改用概括式为原则、兼有列举式的模式。以概括式为原则, 能把所有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都纳入到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 同时也使国家赔偿制度保持了相当的弹性, 更好地规范范围不断扩大的行政赔偿活动。对于确实需要排除的事项或行为, 再用列举式进一步排除。凡未被列举排除的, 国家一律给予赔偿, 使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成为一个法律上的原则, 排除责任只是国家不承担责任的一种例外, 以便更好的促进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 二) 扩大行政赔偿侵权行为的范围。

1、将一些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我国《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 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侵害才能要求行政赔偿。但事实上, 这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无多少区别。如果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赔偿诉讼之外, 就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 采用抽象行政行为实施违法行为的现象。另外,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具体行政行为能产生直接的利益后果, 但并非所有影响公民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必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来实施。例如行政机关发布一项禁止某些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规定, 自发布生效之时就可以造成相对人某种利益的损害, 而不必通过具体行为实施。如果不允许相对人对抽象行为提起赔偿诉讼, 必然会放纵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违法行为。最后, 各国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赔偿的诉讼规定。因此, 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之内。

2、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仅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幅度和范围,行政机关在此幅度和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时仅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而将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排除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作为合法行政的重要补充, 理性而适度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体现的是合理行政。但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水平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 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现象不断涌现, 如果对这些侵权行为不给子追究, 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的行政相对方不予赔偿, 无疑会违背 “ 有权利必有救济, 有损害必有赔偿 ”的现代法治原则。因此, 面对实践中大量涌现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侵权赔偿案件在处理上显得无所适从的情况, 将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并进行周密的制度安排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必然。

总之, 由于赔偿范围过窄, 导致相对人其他许多合法权益被侵害而得不到保护。因此, 扩展行政赔偿范围, 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利,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并实现更远大的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也应纳入到行政赔偿的范围。首先, 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与管理属于公共事物, 其作用是服务、便利于广大民众。公有公共设施属于国有财产, 其管理是由国家授权委托的, 其有关事务理应属于国家职责范围。因此, 这种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 理应由带有公法性质的国家赔偿法调整, 而不该由私法性质的民事法律进行调整。其次, 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 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缺陷而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 有利于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 不因行政赔偿与己无关而怠于行使行政职权。最后, 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缺陷造成的损害, 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而造成的, 因此国家最低限度也应该将这部分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之中。

4、将间接损害纳入赔偿范围。所谓间接损害是与直接损害相对应的, 不是实际已经受到的损害, 而是指可以预期得到的利益的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 把间接的人身与财产损害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即对于财产损害的赔偿只限于直接损失, 不包括间接损失。这无非是出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在当时来看, 那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实际之中, 有时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的间接损害比直接损害要大得多。例如一个不当或违法的行政处罚往往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 很可能造成企业合同的延误或中断,导致停产停业甚至可能是破产倒闭, 损失可能是几十万, 上百万, 甚至是上千万。因此,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作为处于强势管理地位的国家行政机关, 对于自身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损失, 理应给予赔偿。

5、对精神损害也应当予以适当的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因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损害而要求侵害者进行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这种损害既包括精神痛苦, 也包括精神利益受损。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造成受害人名誉、荣誉权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在国家赔偿领域并没有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内容。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 在越来越多损害赔偿案件中提出了精神赔偿的主张,并且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越来越多的考虑到了用物质赔偿来抚慰受害人精神的创伤。2001 年 3 月 10 日,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就赔偿主体、客体、数量确定因素、抚慰金支付方式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事赔偿方面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 不法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仅仅规定了对直接的财产损失给予赔偿, 而对侵害名誉权、荣誉权等引起的精神损害, 仅要求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而未规定物质赔偿, 这是与理不合的。因此, 确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才是对人权的完整保护。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2]曹竞辉：《国家赔偿法之理论与实务》，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1年版。

[3]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4 年版

[4]杨临萍主编： 《行政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版。

[5]伊茗：《再论公证行为的行政可诉性》，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 2 期

[6]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 陈德祥、黄金波、王晓方 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确立，法律适用2005第11期。

[8] 刘静仑:《 比较国家赔偿法》,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一号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代表和保障代表执行职务的规定》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1年12月21日通过，经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02年3月27日批准，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7年5月30日修正，经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07年7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代表和
保障代表执行职务的规定
（2001年12月21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27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2007年5月30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2007年7月27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的联系，保障代表执行职务，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把联系代表作为重要的工作职责，加强领导，采取多种方式同代表保持联系，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选联任工委），是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的具体工作机构，负责代表工作的组织、协调、检查和落实，帮助代表解决执行代表职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工作机构）应当把为代表服务作为重要职责，由主任委员（主任）或者一名副主任委员（副主任）负责代表工作。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的代表执行职务，是指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专门委员会会议；代表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各工作机构组织的执法检查、视察、调查等活动以及代表根据法律、法规进行的其他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

第二章 联系代表和组织代表活动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委托各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助建立代表联组、代表小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代表专业小组。
　　代表联组、代表小组、代表行业小组推选组长、副组长。组长、副组长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安排和代表的意见，制订代表活动计划，并且负责组织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组长、副组长可以在有关单位或者联组中指定一名代表为活动联络员。联络员协助组长、副组长开展工作，负责代表活动的服务工作。
　　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调动工作的，可以调整所参加的代表小组。
　　代表小组每四个月至少组织一次活动。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加强与代表的联系，每年走访、约见若干名代表。
　　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协助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做好走访、约见代表工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走访、约见代表中了解到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由选联任工委处理。
　　第八条 代表因执行职务的需要，可以约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人。
　　代表要求约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联任工委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安排；代表要求约见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人的，选联任工委应当在二日内作出安排。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到区、镇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时，可以邀请当地有关代表参加。必要时可以列出专题，由代表就地进行调查研究。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建立主任会议成员接访代表制度，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接访代表活动。
　　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做好接访的准备和服务工作。
　　对代表在接访活动中反映的问题，属于常务委员会工作范围内的，由安排接访代表的部门在一个月内答复；属于其他有关部门办理的，安排接访代表的部门应当及时交办，由承办单位在二个月内答复。
　　第十一条 经常务委员会同意或者推荐，市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可以邀请代表担任特邀咨询员、廉政监督员、邀请代表旁听审理重大案件及进行其他联系代表活动，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常务委员会或者自行向代表通报重要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同代表的联系。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在深圳工作和居住的全国人大、省人大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并协助建立深圳代表小组，为代表小组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应当组织代表对拟审议的会议议案进行视察。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统一安排代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为代表出席会议做好准备。
　　常务委员会统一安排的代表视察活动，可以委托各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和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题，通过组织代表开展视察、执法检查、专题调查、接访、立法、调研等活动，加强同代表的联系。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应当邀请代表列席。代表在任期内，至少应邀列席一次会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草案）或者有关决议、决定（草案），可以根据需要发给有关代表征求意见。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定期组织代表听取本级国家机关的有关工作情况报告，为代表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组织代表开展活动时，根据活动的需要，安排听取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报告。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前，受主任会议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参加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的代表可以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要把组织代表学习和培训列入工作内容，定期举行报告会、法制讲座，组织代表学习法律、法规和执行代表职务的专业知识，提高代表的综合素质和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定期召开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会和代表联组、小组、专业小组组长座谈会，听取建议和意见，推动代表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围绕工作要点，每年安排一至二次代表活动日。
　　参加代表活动日的代表可以按照行业编组，或者自由组合，采取走访、座谈等形式，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代表也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建立代表接访群众日制度，听取人民群众对常务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接访群众日活动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接访地点一般设在街道办事处、区、镇等基层单位，也可以设在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
　　接访前，应当在新闻媒体上公布时间、地点和接访内容。接访后，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反映的问题交有关单位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答复来访群众。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为代表提供专用信封和信笺，设立代表“专线电话”，建立代表室，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
　　第二十四条 选联任工委负责代表来信来访日常工作，对重要问题，转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处理，必要时报主任会议审议。

第三章 保障代表执行职务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保障。
　　常务委员会为代表制发代表证，代表持证依法执行职务。
　　代表持证执行代表职务时，有关单位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便利。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给予相应的活动经费和补贴。代表执行职务所需的经费，应当依法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市、区、镇人民政府应当为本选区的代表执行职务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协助。
　　第二十七条 代表依法执行职务，其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证和提供便利条件，其工资、奖金、补贴及福利待遇，均按正常出勤对待。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由本级财政按照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
　　第二十八条 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每年离开所在工作、生产岗位执行代表职务的时间不少于十二日。
　　第二十九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条 对代表实施逮捕、刑事审判以及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许可或者报告的手续。
　　第三十一条 代表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应当主动表明代表身份，并且有权提交申诉书，执行机关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转交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拒绝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1991年4月4日深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代表及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办法（试行）》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