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道重要保障线。这部法律出台后已施行21年，至今未进行过修改，但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包括“解释九十八条”、“证据八十条”、3个涉外行政诉讼解释、关于协调和解的意见、管辖规定、撤诉规定、适用法律规范纪要、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等），来辅助其具体实施，这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得到丰富和具体适用，对于依法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力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经过21年的司法实践，这部法律的诸多缺陷已显露出来。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现实国情地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审判制度、机制和方法创新，推动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已成为紧迫的社会需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2011年3月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修旧法”的任务与“立新法”的任务并重，三大诉讼法都纳入了修法计划，《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已经启动，人们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司法实践早已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需进行修改，但其出路是什么？宜作大改、中改还是小改？修改过程中应遵循什么原则？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修改？这些问题都亟需系统地作出回答。

　　面对如此重大的现实课题和系统工程，总结《行政诉讼法》多年施行的经验教训，结合行政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笔者以为该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现在仍然可行，无须根本否定；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需加以修改补充。简言之，把那些已看清楚问题症结所在并就解决思路形成共识的内容（包括通过司法解释已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尝试得到检验的内容）加以调整修改补充，其他内容暂不改动，也即采用适度修改的中改方案，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在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

　　一、贯彻优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里的表述顺序是行政诉讼立法的直接目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立法依据。我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内容和表述顺序进行调整完善，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按照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直接目的、立法依据之顺序进行表达。故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将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也即首要目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文本开篇就鲜明地提出来，表现出本法的基本品格，有助于统领整个法律文本的体系建构和内容安排。

　　二、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受案范围过窄，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不统一，从立法技术上讲存在瑕疵；三是“肯定列举”的叙述模式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须要扩大，有必要通过明确赋予诉权并简化诉由的方式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适宜采用概括式肯定规定加上列举式否定规定，再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并根据检察监督原则增加公益行政诉讼，这样的受案范围更能体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新型关系，能够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具体来说，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就行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争议是指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需要通过法律调整的争议。”“公民就行政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述规定的要点在于：首先，以“行政争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准；其次，以“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模式代替“肯定列举加否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第三，实际上将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纳入了行政诉讼的附带审查范围。作此修改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公民具有行政诉权的宪法依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可看作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行使行政审判权的宪法依据。《行政诉讼法》作此修改的设计意图，主要是从公民诉讼权利和法院的司法审判权力两个方面，以及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和建构行政诉讼制度。

　　其二，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行政争议，这些概念中哪一个能够更好地与行政诉讼范围相衔接呢？对此，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一直在进行探讨。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以“对行政行为不服”概括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使用“具体”二字；而“具体行政行为”也好、“行政行为”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因为引起了行政争议而被起诉到法院。鉴于行政争议的提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在着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这一点上现已达成较多共识，故以“行政争议”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能更好地与现有法律话语系统衔接，在《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对此共识予以认同并加以规定是必要的。此项修改的设计理念在于确立一种以行政争议为中心、以公民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为重点的起诉－受理（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三者之间（指公民与法院、公民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合理安排。这就有利于保证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合法权益获得有效救济，同时促进依法行政。

　　其三，《行政诉讼法》以“肯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权益；而且，这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列举不可能穷尽，分类标准不一致，容易在法律实践中导致交叉和混乱。而以“肯定概括”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较有弹性，在必要时能够最大限度扩大受案范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应扩大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

　　从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参加人的规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狭窄，资格的确立规则不明确；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又无行政相对人起诉的情况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不明确，第三人的范围比较狭窄；未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当事人众多的情况下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等等。故亟需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规则和范围，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明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并扩展其范围，规定行政诉讼代表人制度及其具体内容。

　　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权益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人民检察院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或者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作此修改的理由在于：

　　其一，行政诉讼的原告首先应当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由既包括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直接造成侵害，也包括非直接造成侵害（即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应包括《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其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有时并无直接、具体的相对人因为受到伤害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为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规定公益行政诉讼。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原告范围。当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有必要对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加以考察借鉴。在英国，法律对于公益的司法救济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在当事人起诉资格自由化方面也有了一些发展，总体而言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朝着统一和宽泛的起诉资格方向发展（例如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司法审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还可以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作为居民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居民利益也有资格申请司法审查）。在美国，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不断降低原告资格要求，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日本，规定了类似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民众诉讼，对于原告的资格要求也很宽泛。[1]我国在建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时，对于原告资格当下宜作适度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带来程度不等的不利影响，如果赋予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资格，会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但由于多种原因，公民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有可能不敢、不愿、不会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时，首先由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是必要的、适当的、高效的。当然，从操作实务考虑，有必要将公益行政诉讼的提起主体分为两个序列，由检察机关作为第一顺序，其他提起主体作为第二顺序。也即在人民检察院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由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其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第三人的基本要件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考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虽然不同（例如称谓、种类及相关法律条文表达有所差异），但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大同小异，往往不仅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还包括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且，所谓“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并不能完全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容。例如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中介的第三人，很大一部分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因此在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中应该增加“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四、应扩大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从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救济范围是逐渐扩展的。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例如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的增加，诉讼理念的演进，等等。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除了违法侵权责任以外，将行政合同违约责任、行政指导过错责任、公共营造物致损责任以及补偿责任等等纳入救济范围，已是客观要求。故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

　　1．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因违法或者过错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参照民法相关规定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的过程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公民单独就损害赔偿、补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或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其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没有对赔偿责任进行规定，其原因在于《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已经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而相比之下，却没有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统一的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对赔偿责任进行统一规范是必要的。其二，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应仅限于侵权，还应包括违约、过错、风险等。随着现代行政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广义行政行为，行政实务中频频出现的行政合同违约、行政指导致损等现象，却往往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条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将行政合同违约的赔偿责任和行政指导致损的过错责任包容进来，使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地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其三，建议将行政补偿也纳入《行政诉讼法》。具体理由在于：（1）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合法与违法两种情形，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危险性，即使是合法行使也存在对公民个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故有必要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补偿的理论基础为“公平负担原则”，补偿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我国在立法上已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回应。[2]（2）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都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二，都是行政权的行使造成的结果；第三，都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方式；第四，弥补损失都可以采用金钱给付方式。基于以上共同点，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补偿适用行政赔偿的程序是可行的。相应地，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也需作补充，即建立以违法或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或补偿责任为辅的多元归责体系。过错主要针对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针对公共营造物设置管理不当而承担的赔偿责任。（3）适时地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法律体系。

　　3．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设立与行政诉讼相配套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由各级财政直接统一管理。人民法院作出的有支付内容的判决生效后，同时签发支付令。胜诉的当事人持判决书和支付令到被告所属一级政府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指定代管银行领取赔偿金。财政经费管理机关从被告行政机关下一年度财政拨款中直接扣减。”

　　作此修改补充的理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赔偿制度架构不尽合理而造成赔偿渠道不顺畅，导致每年大量的行政赔偿金闲置未用，而胜诉的行政相对人却得不到及时赔偿，其权利最终得不到实际救济，形成“司法白条”，大大伤害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严重影响到有关国家机关的信用和权威。建立法院支付令制度，完善国家专项赔偿金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行政赔偿、补偿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该法条创设的救济机制，主要特点在于直接性和通畅性。这种直接模式有利于避开行政机关的阻力，克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需另行立案才能执行这一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不合理现象，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院支付令的制度设计可参考英国的特权令（prerogative orders）之一的执行令（mandamus）制度。[3]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我国法院支付令制度和赔偿准备金制度，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五、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法制度和公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行政诉讼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在逐渐形成共识的几个程序性制度环节，应果断决策、积极创新，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例如，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一部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和简易程序，等等。具体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是：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工作规则
1998年9月30日，国家海洋局


一、为使国家海洋局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行政效能，特制定本规则。
二、国家海洋局在行政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要充分发挥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切实履行指导、监督、协调、服务的职责；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要忠于职守，讲究实效；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国家海洋局所属各单位和机关各部门要认真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我局的职责行使职权。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要简化办事程序，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的各项工作部署。
四、国家海洋局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与主管部委关系问题的通知》（国发〔1998〕12号），认真做好工作。

局长、副局长职责
五、国家海洋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国家海洋局工作。
六、局长主持国家海洋局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国家海洋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足。
七、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按分工负责分管工作。受局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国家海洋局进行外事活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局长报告。
八、局长出国或出差期间，应按领导排序指定一位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副局长出国或出差期间，其主管工作由局长委托其他副局长代行其职责。

会议制度
九、国家海洋局实行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局专题会议等会议制度。
十、局务会议由局长、副局长和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土资源部等上级机关的重要文件、重大会议精神和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贯彻落实意见；
（二）审议决定由局组织起草或修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送审稿；讨论国家有关部门发送的涉及海洋工作的法律、法规的征求意见稿；
（三）决定和部署局的全面工作；
（四）审议决定海洋工作的年度计划、长远发展规划、年度财政预算、决算和重要的改革方案；
（五）其它需局务会议决定的事项。
局务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
十一、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组成，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向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及有关上级机关报送的重要请示和报告；
（二）讨论决定以国家海洋局名义发布的有关全国海洋工作的决定、规定等重要文件；审议局召开的大型会议的主要文件。
（三）研究答复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局属单位对重大工作的请示；
（四）通报全国海洋工作和有关国际海洋事务的进展情况、分析海洋工作形势，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五）其它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
局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十二、局专题会议由局领导按照工作分工，召集有关部门、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研究和处理海洋工作中的一些专项问题。
局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十三、局行政办公会议由机关各部门和直管单位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参加，主管局领导或办公室主任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通报局机关公文处理和办公制度等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提出要求；
（二）研究部署局机关日常安全保卫、档案、保密、后勤、值班等工作；
（三）部署落实社区性工作和重大节日的安排；
（四）研究解决机关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
（五）其它需行政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
局行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十四、国家海洋局船舶飞机指挥大交班会议。会议由指挥中心、预报中心和局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及人员参加，由主管副局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总结上月船舶飞机任务的完成情况；通报本月的任务计划。
（二）研究解决船舶飞机执行任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及对事故责任的处理意见；
（三）通报对海上作业船舶的预报保障情况，提出有关方案。
国家海洋局船舶飞机指挥大交班会议每月初召开一次。
十五、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局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办公室秘书处负责。会议纪要由秘书处组织有关部门起草，经办公室主任审核后报会议主持人签发。
局行政办公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办公室综合处负责，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船舶飞机大交班会议的组织工作由船舶飞机管理部门负责并起草会议纪要。
十六、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局专题会议的议题（局领导确定的除外），由局机关各部门向秘书处提出。议题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主办部门应在会前协商。协商不一致时，说明分歧要点，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会议议题经办公室主任协调、局领导确定后，方可召开会议予以审议。主办部门须将会议材料在会议召开3日前送秘书处，由秘书处分送与会人员。
十七、主办部门申报会议议题时，应填写会议申报单，并附有关材料。
十八、参加办公会议的列席人员，根据会议议题临时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准时到会，迟到者须向会议主持人说明原因。因故不能参加者，应于会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未经批准，不得由他人代替。参加会议的人员应围绕会议议题，简明扼要地阐明观点。会议主持人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听取与会人员意见，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十九、对会议的内容和决定事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散、并按规定予以保密。引用会议作出的决定时，要以会议纪要为准。供会议讨论的材料要在会议结束时交回。
二十、会议决定的事项，机关各部门和局属各单位应认真贯彻落实。按规定时限办理。对没有时限要求的事项，原则上应在一个月内办结。办结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报告。若在执行中遇有问题无法办理时，要及时向办公室作出说明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在未做出新的决定之前，仍按原决定执行。
二十一、修订或否定会议的决定，应召开与原会议相同类型或更高一级会议予以通过，并形成相应的会议纪要。
二十二、局机关各部门以国家海洋局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实行年度计划管理。各部门应于每年的10月底以前将下一年度拟召开会议的计划以报表的形式（包括会议名称、内容、规模、经费等）报办公室，按程序审批。
未列入年度计划但因特殊情况确需召开的会议，采取逐个申报的方式，经办公室主任会签后报局务会或分管局领导审批。

公文审批制度
二十三、国家海洋局公文处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办发〔1993〕81号）和《国家海洋局公文处理规定》（国海办发〔1994〕391号）执行。
二十四、局收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土资源部等上级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件，办件由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按局领导分工呈批，重大问题报送局长呈批；阅件由办公室秘书处呈局领导阅批。
二十五、局收到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局属各单位的公文，一般事项的办件由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提出批办意见，重要事项的办件由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提出意见后按局领导的分工呈批，重大问题报局长审批；阅件由办公室秘书处呈局领导阅批。局不直接受理处及处以下名义的公文。
二十六、领导审批公文时应提出明确的批示意见，同时签署审批日期。审核或审批应表示出“拟同意”、“同意”或其它具体意见。圈阅或签名，对办件视为“同意”，对阅件视为“已阅知”。
二十七、以国家海洋局名义的发文，由办公室领导审核后报分管副局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局长分管工作的，经有关副局长审核后再签发；重要事项由分管副局长审核后送局长签发。日常事务性局发文件经局领导授权，由办公室主任签发。
（一）以国家海洋局名义向国土资源部的请示、报告，一般事项由分管副局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局长工作范围的，送有关副局长核批。重要事项由局长签发。
（二）遇有紧急事项需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决定，局机关各部门和局属各单位领导的任免，重大部署、重要政策、重大项目等公文，由分管副局长审核，局长签发。
（三）向国务院以及国土资源部等上级机构报送的公文，除领导同志交办的外，一律不得直接报送领导同志个人。
二十八、对于局领导批示办理的事项或涉及两个以上机关部门职能的答复事项，以及机关各部门要求以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名义的发文，经局领导同意后，以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办公室主任审核签发。
二十九、局已经确定的工作方针、政策，且属于机关各部门职责范围之内的业务工作，以司名义发文，由各司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发。凡需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局属单位的公文，一般应以局或局办公室的名义发文，司发文件一般只针对上述单位的内设机构。
三十、国家海洋局与有关部门的联合发文，要认真协商、明确主办部门，讲求实效。
三十一、局机关内部请示、报告和商洽问题须以签报形式进行。各部门呈请局领导审批的请示、报告事项，须以部门名义、由部门领导签发上报。
三十二、呈请局领导审批的发文、签报，由办公室秘书处登记并核稿，重要公文经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审核后，报局领导审批。呈报部门不得将公文直接送局领导审批，更不得直接多头送局领导审批。各部门要对发文和签报严格把关，做到内容真实，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扼要，观点鲜明突出。
三十三、呈请局领导审批的公文，内容涉及其它部门职能的，应在呈报前送有关部门签署意见，意见不一致时，应说明分歧点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会签后退回主办部门，由主办部门送办公室秘书处登记、核稿，履行报批程序。
三十四、局领导对公文、资料、信函所做的批示，机关各部门和局属各单位要认真、及时地按公文办理时限给予办理。办公室秘书处要认真进行催办，并及时将办理情况向局领导报告。
三十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各部门投送公文简报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发〔1998〕113号）要求，我局只保留两份简报，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部门编印的简报，一律不直接报送国务院；需报的内容须先报办公室，由办公室归口报送国务院。

督促检查制度
三十六、国家海洋局重要行政事务的督促检查工作由办公室负责。督促检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局办公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局发公文明确规定需要报告贯彻落实情况的事项、局领导的重要批示和交办的事项。
三十七、局属各单位和机关各部门对督办事项，应按照领导负责、分级承办的原则，认真给予办理。凡是公文和会议明确报告时限的，要按照要求的内容和时限及时报告；没有规定报告时限的，也要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适时报告进展情况。对局需贯彻落实事项执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特殊情况要及时报告。
三十八、局办公室要对督办事项办理情况跟踪了解，进行督查调研。对符合办理要求的，要及时对材料进行综合，并按程序报批；对不符合要求的，要退回重新查报。
三十九、局属各单位和局机关各部门对本单位、本部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应在24小时内向局报告。

出差（休假）请示报告制度
四十、局长出差（休假），需向其他局领导通报，并向国土资源部部长报告。副局长出差（休假），需向局长报告。局长、副局长出差返京后，应将有关情况向其他局领导通报。
四十一、局机关各部门领导出差（休假），需报主管局领导审批，正职还需报局长批准，并均向秘书处备案。出差返京后，应将有关情况口头或书面向主管局领导报告。局属各单位主要领导出差（休假）超过三天的，需向局办公室备案。

公务活动安排制度
四十二、局办公室负责统筹安排局领导的公务活动（外事除外）。凡邀请局领导出席各类公务活动的，一般应提前十天通报局办公室，经局领导批准后，由办公室负责安排。
四十三、上级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局属单位的领导等，提出会见局领导时，除局领导亲自安排的以外，应与局秘书处联系，经局领导同意后作出安排。
四十四、局领导每年的外事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的计划，由国际司根据工作需要作出安排，在征得局领导本人同意后，报主管外事副局长审核。
四十五、局长外事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以局名义报国土资源部，由国务院审批。副局长外事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以局名义征得外交部同意后，由国土资源部审批。除主管外事的副局长外，其他局领导的外事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原则上每年一次。外事出访原则上不得安排顺访。机关各部门和局属单位主要领导外事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按上述原则参照执行。
四十六、局领导会见外宾或参加有关外事活动，一般由局国际合作司作出安排。
四十七、局属单位的外事活动，确需局领导出席的，应向局国际合作司提出，国际合作司根据工作需要，经局领导批准后安排。
四十八、局领导、机关各司领导外事出访和外事接待，一般应遵循对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