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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再思考

叶文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执行中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殊情形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待这种情形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执行中止原本是审判程序中一项程序性措施，也是一项既体现法治严肃性，又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制度。然而，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忌讳这个名词，千方百计想找个能避“中止”之嫌的名词或名称来代替它，终于从我国台湾省司法中找到了一个原型，即“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既能证明债权存在，又能中断执行时效，更重要的是能终结执行程序，提高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结案率。因此，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地方如获至宝，特别被人们看中的是能极大满足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结案率”。然而，当人们很快透过表面的现象，对执行中的“债权凭证”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广泛推行“债权凭证”制度时，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对“债权凭证”和“执行中止”作一次再思考。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相比，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正功能，而且可能产生消极的负功能。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为执行机构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疏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袒护债务人甚至办关系案与人情案提供合法外衣，降低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益，损害执行机构的权威性，造成新的执行难与乱。 因此，对“债权凭证”的推行应当再思考，笔者建议在法律制度没有修改或到位前，应当缓行。

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展望

人民法院报

　　随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日渐成熟、实践日益丰富，以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确定，未来几年，在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将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于民法典的体系
　　实现民法的法典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为无数的学者呼吁和企盼，是新中国几代民法学者的愿望。目前，民法典的制定工作被正式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会采用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准备先制定单行的民事法律规范，然后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补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典的编纂。以此为背景，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一个合理的体系框架内，才能制定出一部科学的民法典，这就需要研究：
　　第一，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民法典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做法不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民事特别法，以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与商法的融合。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来看，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最典型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部立法既对民事合同进行法律调整，又对商事合同进行法律调整，较好地解决了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实现问题。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应坚持这一做法。
　　第二，侵权行为法是否需要从债法中分离的问题。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债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传统债法体系的内在缺陷、侵权责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特殊性，是侵权行为法独立于债法的有力依据。
　　第三，知识产权法是否应当包含在民法典中。毫无疑问，知识产权法属于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知识产权法规定在民法典中。知识产权法一方面与行政管理联系密切，另一方面技术性的规定较多，而且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还要面临着如何与Trips等世贸规则接轨的问题。为保持民法典作为调整民事关系基本法所应有的稳定性，最好将知识产权法作为单行法加以规定。
　　第四，民事证据法可否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民事证据法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最好的办法是制定单行法。如果不能单独立法，则可以考虑放在民事实体法中，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因为民事证据法从性质上说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的产物，但放在民事程序法中，一方面在技术上有困难，另一方面寄希望于修改民事诉讼法以加入证据法的内容，尚不现实。借助民法典的制定，可以保证证据法尽快出台。
　　加入世贸组织（WTO）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会给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研究带来机遇，提出挑战。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我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对现有的民事立法中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同时，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民事关系更为活跃的前景，我们必须加快民法典制定的步伐，尽快确立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规则，以便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并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
　　人格权的研究将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作为民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民法的人格权制度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种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其中隐私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讨论价值。在信息社会里，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涉及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某些改变，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及信息网络管制方面，均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而对于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关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其讨论意义将超出民法的范围。
　　债和合同法的研究将面临新的问题
　　由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在具体步骤上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制定和颁行，就成为了民法典制定的先声和预演。以此为契机，合同法乃至债权法的研究都将进一步深化、拓展。
　　首先是合同法总则中的一些新制度，如缔约上过失责任制度、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制度、合同债权人的代位权、撤销权制度、责任的竞合制度等，有待于深入研究。
　　其次，要注意电子商务问题。电子商务的出现，推动了交易方式的更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虽然对电子商务问题有所涉及，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等，合同法如何作出回应，将成为合同法研究的一大课题。
　　第三，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典型交易法律调整的研究，即合同法分则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人们将逐渐认识到合同法的分则在合同法的研究中具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合同法的分则，不仅要实现合同法总则所确立的，调整合同关系的一般原则、一般规范的具体化，还要结合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典型交易的自身特点，作出不同于合同法总则的种种特别规定。从而使得合同法的分则成为了合同法总则的特别规则，要进行独立的讨论和研究。
网络时代的侵权行为法问题
　　计算机网络将向侵权行为法提出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物权法的研究重点
　　债权法主要以调整财产流转关系为使命，对于财产归属和利用的民法调整，则主要是物权法所承担的使命。物权法的研究重点包括：
　　第一，物权法首先需要确定物权的体系。物权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物权的确认和保护问题，以贯彻物权法定原则。通过物权法的制定，应对各类物权进行整理，并将迫切需要物权法保护的权利，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确定为物权。还要解决如何用传统的物权法原理来表述、建构我国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及其行使制度。
　　第二，建立和完善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公示、公信制度对于维护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至关重要。在公示制度中，重点要着眼于如何完善不动产物权和一部分动产物权的登记制度，要改变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过程中漏洞较多等缺陷，使登记制度能够为交易的当事人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
　　第三，要确立一整套解决物权冲突的规则。物权的重心是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主要是土地上的物权，因土地在法律上被区分为若干部分，每个部分可成为权利的客体，故土地上的物权并非单一的物权类型，而是一组物权，是存在于土地上的物权群，连同租赁权等形成权利群。它们是物权法规制的重心，我国物权立法应配置这组权利群，协调好权利之间的效力冲突。
　　第四，仍然需要讨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及其相关问题。核心是我国应否采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以往我国民法学的研究以制度研究为主，欠缺对于民法的多角度考察和审视。具体表现在对于相邻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缺乏了解，更少有借鉴。未来应注重对于民法多角度的考察。
　　其次，以往对于民法方法论的讨论，仍显薄弱。讨论的重心仍集中在民法的解释方法上，对于民法的基本分析方法尚未作深入研究。未来对于民法方法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民法解释学的有关问题，更要对研究民法的基本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广泛的考察。
　　再次，民法学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如想避免重复劳动并更为深入地进行比较法的考察，必须以扎实的资料梳理为前提。但不无遗憾的是，在介绍域外资料和整理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未来对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自觉地动员学界的力量，翻译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域外民法著述。
　　最后，要更加自觉地进行案例研究。进行案例研究，将传统的民法理论与实际发生的案例相结合，既有助于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也有助于检验民法制度的有效性，还能够为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交流和沟通开辟渠道，共同推动民法学的发展。域外的经验多次证明，高水平的案例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能够在世界民法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