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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职务犯罪案件侦诉衔接

苏克


　　职务犯罪案件与其它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有：犯罪主体的特定性，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其中侦捕诉主体的同一性给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报由上级院决定的新形势下，随着控辩式审判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侦诉衔接在提高案件质量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侦诉分离不利于检察工作发展
　　人民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及内部职能分工，是由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所设定的。自侦部门，行使着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的侦查专有权。通过参加立案、讯问、询问、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等侦查活动以及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等诉讼活动履行侦查职责。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职能机构，具有代表国家依法向审判机关指控犯罪，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专有权力。包括审查案件，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或提出意见，提起公诉，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等。这种职能是为了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然而，若将其职能截然分离，也不利于检察工作的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不同的证据意识产生证据期望值的差异
　　自侦部门的注意力侧重于各类证据的收集上，其证据期望值往往偏重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能否立得了案。而公诉部门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证据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诉讼效益、举证风险、公诉社会效果、公诉人声誉等角度出发，证据期望值重在所取证据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出庭举证风险，避免因证据不足或瑕疵而导致公诉人出庭举证失败的被动局面。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案件的证据要求及证明力强弱产生差异。从而出现补查、退查等多次补证现象，费时耗力，浪费资源。更有甚者会产生部门之间的分歧。
　　（二）、不同的专业特长造成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职务犯罪案件普遍涉及相应的专业知识，自侦部门相对公诉部门在涉及的专业知识方面掌握得较为全面，如贪污、挪用案件中的会计账簿，渎职侵权案件的部门法规等。自侦部门按照证实犯罪事实的需要取到相关的证据，公诉部门由于对专业知识的相对欠缺，有时会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进而造成对犯罪事实的理解差别。
　　（三）、不同的认识形成案件的定性分歧
　　有些职务犯罪案件，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由于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对所查事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就其事实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也会形成定性上的意见分歧。
　　二、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
　　实现侦诉衔接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办案效率两个方面。
　　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可以说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生命线，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声誉和权威。这就要求我们所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是高标准、高水平，经得起考验的铁案。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从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到出庭支持公诉的整个过程，就如同一场完整的演出，其中自侦、侦监、公诉各部门在各自的诉讼环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各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才能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才能赢得剧团（检察机关）的良好声誉。任何部门的单打独斗永远是没有出路的。
从提高办案 效率上来讲，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各部门除了相互监督制约的职能之外，若能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实行侦诉衔接，便能充分集中检察力量，整合办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减少案多人少的负担；同时，可以在侦查阶段全面搜集和补强证据，避免因退查、补查而造成对自身资源的内耗，达到全面提高检察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侦诉衔接的法理依据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实现侦诉衔接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第三百九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情节分别处理。诉讼规则这二条的规定，是依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解释和具体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内部制约的若干规定》也强调：应当加强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熟悉案情，审查证据，引导侦查部门补充、固定和完善证据；侦查部门也可以就证据收集等问题主动征求侦查监督和公诉意见；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都应当强化证据意识，按照批捕、起诉证明标准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证据，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相互之间可以建立互相听取意见和列席案件讨论会制度；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可以派员协助。
　　四、侦诉衔接的机制设计
　　实行侦诉衔接，于法有据，意义重大。如何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呢？笔者认为：必须要做到坚持“一个原则”，实现“两个延伸”。
　　一个原则就是衔接双方部门都要坚持“参与而不干预”的原则。无论是公诉部门的引导取证、介入侦查、列席案件讨论，还是侦查部门的协助审查起诉，只能向对方部门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或意见，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干预案件的正常办理。
　　两个延伸就是一要实现公诉部门向侦查阶段的延伸，二要实现侦查部门向公诉及审判阶段的延伸。
　　在第一个延伸中，需建立如下机制：
　　一是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对于案情复杂、案件影响大、取证困难的案件，侦查部门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公诉部门要积极参与，派出有侦查经验和公诉业务强的业务骨干指导侦查取证。针对侦查方向、重点提出建议；并按起诉标准提出补充、固定完善证据的要求。在指导的过程中，也就熟悉了案情，为审查起诉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建立列席案件讨论制度。根据案件的需要，对一些难以定性、意见分歧大的案件，在立案、重要证据的获取、强制措施的采取等关键环节，应主动邀请公诉部门列席案件讨论。必要时，公诉部门应全体列席，积极参与案件讨论，以利于共同把握案件质量。三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两部门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信息，共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个延伸中，应建立两个机制：
　　一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协助机制。对每起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必须向公诉部门的案件承办人介绍案件侦破、犯罪事实及证据的证明情况，以利于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迅速掌握案情， 全面审核证据。必要时，公诉案件承办人要主动邀请侦查人员就证据问题作深解入了，侦查人员必须全力协助。二是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听审机制。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要从提高自身侦查水平的立场出发，积极主动的参加职务犯罪案件听审。通过庭审现场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来全面衡量案件的证据要求，用来指导以后的取证。公诉部门在接到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开庭审理通知后，应及时向侦查部门通知，以便于侦查部门做好统筹安排，及时派员听审。
科技立法的六大误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的几点建议

袁国顺

误区之一：强调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科技法作为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和特点。法律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程序性的外在特征。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在强调调整方法主要是肯定、鼓励、倡导的同时，忽视了法律的 国家强制 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三十多条应为模式中只有二条有对应的违法后果，致使大多数应为模式得不到法律约束力的保障，对于应为模式不作为 的行为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干涉。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包含表现着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共同性质而具有另一类事物的共性。笔者认为，科技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不同于一般的调整方法，侧重于鼓励、引导、倡导，等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法律的普遍的调整方法，即检查、强制、制裁等法律手段。也就是说，科技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离不开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离开了法律的普遍性特征，科技法也就不是法律了。
科技法律之所以要体现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因为作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应这样做，而且在于科技发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具有一种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所决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科技法律失去了强制性的特征，也违背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误区之二：在借鉴外国科技立法经验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国情是：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具体到科技方面的国情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 战略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利因素，多数企业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未 形成，科技投入过低的状况尚未改观，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等等。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外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外国不一样；干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外国不一样；人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对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待提高，观念上还有待更新；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措施上还急需强化：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必须有科技进步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有科技投入的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有明确的违法后果。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 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误区之四：就科技论科技，见物不见人，未能体现“以科技人员为本”的科技立法原则。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技立法要体现这一思想，就应把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科技人才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处于战略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源，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也包括科技人员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指 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对于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来说，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状态，而且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因此，满足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学习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既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又是包括在社会发展目的中的科技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把科技人员当作“工具”、资本或异己力量来利用，而要把科技人员作为资源和骨干力量来保护，从而把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的发展并列作为目标。事实上，科技人员在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开发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可见，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互为目标和条件的。
科技法律是调整科技社会关系的，“以人 为本”应是原本之意，理所当然地应把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 。现有的科技法律没有体现这一要求，重视“事”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或者说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对于诸如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终身教育问题，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问题，价值衡量和权益保护问题都没有涉及或缺乏实质性内容。

误区之五：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系统性不强。一是科技法律体系不完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一条要求制定实施办法，可至今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在国务院的科技立法中没有“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母法”，应该是其他科技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法依据，但事实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其他法律和科技法律不配套。由于科技法律的立法层次低，其法律效力低于《预算法》、《工业企业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在涉及科技投入方面没有硬约束力。三是科技法律的空白点不少。比如没有科学技术普及法，信息网络法，科技投入法，科技人员权益法等等。

误区之六：未能适应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科技立法中群众参与不够，专家研讨不够，舆论宣传不够，致使科技立法缺乏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综观我国科技立法的效果，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科技法律的知名度太低，有关司法实践中不会把《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法律依据；不少企业的科技人员不知道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书店里有很多法律单行本，惟独没有科技法律的；即使有也无人问津，因为这些科技法律不实用。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与我们科技管理部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有关。我们往往局限于“小”科技圈子里研究问题，而不善于在大科技背景下组织“公关”；我们在做“事”方面不辞劳苦，而在对外协调、做人的工作方面却过于简单；我们习惯与科技专家打交道，而较少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联系……只有社会各界对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管理和科技法律的认识符合科技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时，科技法律建设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走出科技立法的误区 ，关键在于以江泽民科技学说指导科技立法，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客观要求，处理好法律的普遍要求和科技法律的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坚持以科技人员为本的原则，坚持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为主的科技体制改革方向，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作者：袁国顺 湖北省襄樊市科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