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68号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8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张效廉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安全管理，维护房屋使用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已建成交付使用的各类房屋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安全管理，是指为保障房屋结构使用安全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包括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和危险房屋管理。
　　房屋的消防安全和设施设备使用安全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房屋安全管理应当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房屋安全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人民政府和建设、规划、市容环境卫生、财政、公安消防、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房屋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第二章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第六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按照房屋设计的结构和用途合理使用房屋，保证房屋结构的整体性和安全性，不得擅自拆改房屋结构或者影响毗连房屋的使用安全。
　　经房屋安全鉴定为严重损坏或者危险等级的房屋，不得进行拆改。

　　第七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除依法取得规划、建设行政许可的改建、扩建工程外，不得有下列涉及建筑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的拆改行为：
　　（一）拆除基础、梁、柱；
　　（二）拆改混凝土剪力墙；
　　（三）挖掘室内地面，扩建地下室；
　　（四）拆除连接阳台起抗倾覆作用的墙体；
　　（五）拆改具有房屋抗震、防火整体功能的非承重墙体；
　　（六）其他危害房屋结构安全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建筑主体结构，是指房屋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点和基础等。
　　本办法所称房屋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房屋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他连接节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一款规定外，对房屋的其他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进行拆改，属公有房屋的，应当依照《黑龙江省城镇公有房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改审批手续；属非公有房屋的，应当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改备案手续。
　　办理房屋拆改审批或者备案手续前，涉及保护建筑、历史建筑或者房屋外立面的，应当事先取得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涉及临街建筑物的，应当事先征得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九条 房屋所有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申请房屋拆改审批或者办理备案手续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房屋拆改申请表或者备案表及申请人、经办人身份证明；
　　（二）房屋所有权证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公有房屋承租证、产权单位同意意见；
　　（三）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四）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文件；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如实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情况，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房屋拆改前，房屋所有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应当将拆改内容和范围及时告知房屋管理单位，并将房屋拆改批准的相关材料送房屋管理单位存档。

　　第十二条 房屋拆改的内容和范围应当与批准或者备案的拆改内容、范围相一致，并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需要变更拆改部位、超出拆改批准或者备案范围的，应当到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房屋所有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实施房屋拆改时，不得侵害其他相关利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他相关利害人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房屋拆改施工结束后，备案人应当持房屋拆改备案的相关材料到房屋所在地权属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权属相应的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当定期对房屋使用安全进行检查，发现损坏及时修缮，保证房屋的正常使用。

　　第十六条 房屋管理单位应当对管理范围内房屋的使用安全进行日常巡查，发现违法使用房屋可能影响房屋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有危害房屋安全的行为，有权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或者投诉。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举报或者投诉后，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举报人或者投诉人。

　　第三章 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安全鉴定，是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依据国家规定的房屋安全鉴定标准和其他相关技术规范，对房屋安全状况进行的鉴别和判定。

　　第十九条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设立。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为认定房屋安全状况的依据。

　　第二十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均可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房屋安全鉴定费。

　　第二十一条 房屋交付使用后,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一）拆改主体结构或者承重结构的房屋；
　　（二）在屋面或者依附墙体设立大型广告设施、通讯设施等，明显加大荷载的房屋；
　　（三）超过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仍需继续使用的房屋；
　　（四）改变原设计用途，可能影响使用安全的房屋；
　　（五）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和大型商场、饭店等公共服务场所使用时间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一半的房屋；
　　（六）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需要鉴定的其他情形。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需要拆除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按照规定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第二十二条 房屋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书；
　　（二）委托人身份证明；
　　（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与被鉴定房屋有利害关系的证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基础施工时，周边有相邻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相邻房屋进行安全鉴定。
　　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对相邻房屋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对受到施工影响的相邻房屋，施工结束后，相邻房屋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要求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因施工造成相邻房屋损坏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鉴定意见给予治理修复，并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房屋安全鉴定应当由2名以上专业鉴定人员进行，特殊复杂的鉴定项目，可以聘请专家或者邀请有关部门参加。

　　第二十五条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房屋安全鉴定，并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情况复杂或者需要跟踪监测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情况。

　　第二十六条 经房屋安全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自鉴定结论作出后24小时内通知委托人，同时向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危险房屋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房屋，是指结构严重损坏或者承重构件属于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

　　第二十八条 房屋所有人为危险房屋监护、治理责任人（以下简称危险房屋责任人），应当承担危险房屋的监护、维修、加固、解危等治理责任。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迟延治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危险房屋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危险房屋实行属地化管理。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辖区内危险房屋的管理，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所辖区内的危险房屋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 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房屋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房屋，应当及时将情况报告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报告及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第三十一条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危险房屋责任人下发《危险房屋通知书》，同时通知房屋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

　　第三十二条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应当视房屋危险程度不同，分别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一）观察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尚能短期使用的，但需继续观察的房屋。
　　（二）处理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可解除危险的房屋。
　　（三）停止使用。适用于无修缮价值，暂时不便拆除，又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安全的房屋。
　　（四）整体拆除。适用于整幢危险已无修缮价值，且危及他人安全或者相邻建筑的房屋。

　　第三十三条 危险房屋责任人接到《危险房屋通知书》后，应当根据鉴定结论和建议及时进行维修治理。
　　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当督促、指导危险房屋责任人对危险房屋进行维修治理。

　　第三十四条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需要拆除的，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房屋使用人及时迁出。
　　经鉴定为危险房屋需要翻建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房屋所有人可以根据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翻建批准手续。

　　第三十五条 设置在危险房屋及其附属物上的牌匾、线路等悬挂物、支立物，妨碍危险房屋治理的，其设施所有权人应当及时拆除、迁移。

　　第三十六条 危险房屋发生险情时,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险情级别及时启动房屋安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批准、备案的拆改内容、范围或者设计文件的技术要求进行拆改的，属非经营行为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行为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除本办法第二十一条（一）项规定外，应当申请房屋安全鉴定而未申请的，属非经营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行为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对不得拆改的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进行拆改的；
　　（二）未经批准或者备案擅自拆改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的。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取得批准手续或者办理备案的，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撤销，责令限期恢复拆改部位，属非经营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属经营行为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违反本条前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县（市）房屋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6日发布的《哈尔滨市城镇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律师与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的简单思考

陈 亮


内容摘要：律师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地位，既缺少文化的背景认同，又缺少宪法的明确依据，使得中国律师不能拥有与其职业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而老百姓对律师的期望值又过高，从而导致出现律师在中国现行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尴尬境遇。本文试就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作一个浅显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简单看法。
关键词：律师 政治地位 政治关系 宪法 政治文明 思考

一， 前 言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在对待如何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纷争时强调“德治”、“礼治”，强调建设“人情社会”，实现“无讼”、“息讼”；而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则强调“人治”，推崇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因此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治”是轻视甚至是排斥的，老百姓以打官司为耻，而好打官司者也往往被当局者嗤之为“刁民”。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之下，绝无可能蕴育出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所谓“法治”思想。同样由于“行政兼理司法”，司法裁判权成为行政权的当然组成部分，控、审都由行政官员进行，制度设计中不会有中立的法官，自然就更加不会有辩护方存在的空间。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产生西方社会在古罗马时期就业已逐步形成的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
但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慢慢接受西方法治思想，并迅速培育出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群体。经过100年来的曲折发展，“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渐入人心，但中国的法律职业者作为一个新型的职业群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很难发挥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职业者应该拥有的作为。尤其中国律师和西方同行相比，一方面，现时中国律师的政治地位与其职业要求极不相称，律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百姓往往在寻求权利救济时对律师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其要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徒添对律师的怨恨，导致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又遭受着被妖魔化的尴尬。
那么，律师在中国的现行政治生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律师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律师应该怎样发挥社会作用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需要我们每个律师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律师地位规定的缺失
检察官、律师、法官作为控、辩、审三主体被誉为三大法律职业者，是国家法制建设的三大支柱，而且三角色相互依存，唇寒齿亡，任何一个角色都是构成国家司法系统不可或缺的因子，因此国家理应在设计司法制度时赋予三大职业者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考察我们的司法制度，我们就会明显感觉到中国律师在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地位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而言，是卑微的；而法律规定的律师的权利义务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义务而言，又是不对等的。笔者认为，导致三大法律职业者在制度上的不平等，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我国《宪法》对此应该负首要责任，因为翻遍我国现行《宪法》，全文没有一处是有关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地位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宪法》一个莫大的先天性缺陷。
我国《宪法》在第三章第七节详细规定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并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审判权和检察院的检察权，然而却对律师的辩护权及其它诉讼权利只字不提，感觉立法者对于律师的存在价值具有先天的偏见。而且尤为令人费解的是，《宪法》第135条还这样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显然，按照现代政治体制，公安警察机关纯属行政机关，不能和法、检等司法机关混为一谈，即使公安机关有半司法的性质，它也和检察机关一起属于控方主体，而《宪法》第135条将公安机关与法、检机关相提并论，而将在司法进程中处于独立地位一方的辩护机关（为方便说明的需要，笔者姑且将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称为“辩护机关”）排除出此一规定，这显然对于在司法进程中构建控、辩、审三者间的平衡，具有非常消极的影响，不利于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的实现。
当然，如果说《宪法》第三章是专门关于国家机关的规定，而律师（律师事务所）并不是国家机关，所以不能在这一章里加以规定是出于立法逻辑的考虑，那么在其他章节也没有关于律师、律师事业的任何表述，则更说明律师是被我们《宪法》遗忘的社会事业。《宪法》第一章《总纲》在第19条至第22条规定了国家要大力发展教、科、文、卫、体等事业，应该说这是《宪法》用列举的方式指出了要大力发展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处在的行业，从而表明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高度重视，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这些行业崇高的政治地位。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衡量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发达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律师事业，却没有在《宪法》的《总纲》中占有本应占有的一席之地，让人徒生律师的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是何等卑微之感。
再看《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样也没有关于律师权利或者公民有接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内容的规定，而且有些条文，从立法技术上说，完全可以在相关地方规定此类权利，以表示国家对律师事业和公民接受律师帮助权利的尊重，然而我们的这本“公民权利保障书”还是很不近情理的对此只字不提。比如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诚然，弱势公民享有物质帮助权是社会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在程序上保障公民获得这些权利，以及当政府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甚至粗暴侵犯公民权利时，公民该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作为专门从事权利救济工作的律师在此是不是拥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宪法》第45条本来可以列出第二款对此作出合乎逻辑的规定，然而我们最终还是没能看到这样的条文。
综上所述，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国家政治宣言”的《宪法》都对律师事业采取如此近乎歧视甚至是无视存在的态度，那么中国律师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价值也就因“名不正，言不顺”而大打折扣，进而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于是中国律师与国家政治关系是若即若离。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中国律师能象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同行那样发挥“社会良心”、“司法砥柱”的作用，并且有效充当公民权利的捍卫者，那么我们的最高立法者不但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律师事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性，还要有敢于革命、敢于自我否定的政治勇气，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发展律师事业，以及保障律师对于行政权、司法权的有效制横等在《宪法》的相关章节作出明确规定。

三，国家应该积极推动、鼓励律师参政议政，以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目前，中国参政议政的律师尽管陆续有一些，但这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律师参与政治的规模和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以美国为例，正如《中国律师》杂志刘桂明总编在文章中写道：“200多年前，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共有52人，其中25人为律师；制定美国宪法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共有55人，其中31人为律师，另外，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有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70%以上的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均为律师。可以说，律师改变了美国，律师成就了美国，律师完善了美国。” ——而再来看看我国庞大的国家公务员系统，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队伍中又有多少人是由深谙法律的律师出身呢？
但是，正如前述，如果律师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能够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规定，那么中国律师大范围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前提，而律师出身的职业背景，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输送一大批深怀“法治”思想，坚守“公平”、“正义”的政治人物，从而大大推动国家从传统的“人治”型政府向社会主义“法治”型政府转变——这无疑将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迈出非常坚实的历史步伐。
具体而言，在立法机关中，应规定各级人大都必须有律师阶层的人大代表，而且其数量应和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代表名额保持持平，这样律师才能在各级人大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并以公民权利捍卫者的身份参与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除此之外，各级人大还可以建立由律师组成的立法咨询委员会，以便在立法中充分征询广大律师的意见，更好的实现“科学立法”。
在行政机关中，党和政府宜从干部任用制度上进行改革，积极推动律师出身的人士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大胆从社会上选拔一部分优秀律师担任行政机关负责人；各行政机关的法制办公室可聘请相关专业的资深律师组成法律顾问团，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应先由律师提出法律意见；而行政机关在拟作出重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非紧急的重大行政强制措施等）之前，也应充分征询律师意见，从而有力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在法、检等司法机关中，应规定部分法官、检察官可以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尤其在目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素养普遍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规定适当比例的法官、检察官必须从优秀律师中选拔，不但可以有效提高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的整体法律素质，而且还可在法、检司法机关制造“鲢鱼效应”，促进法、检现有工作人员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审判、检察业务水平，从而保证司法权的正确有效行驶，促进司法机关“依法司法”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四，律师队伍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大作用
律师是被西方发达的政治文明论证了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职业，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律师理应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要让律师充分发挥作用，除了党和政府要象前文所述，在制度上给予律师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外，我们律师队伍自身，更应该敢于迎接挑战，敢于直面困苦，敢于承担强大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具体而言，律师在繁杂的社会事务前，应该时刻具有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持律师的职业良心；面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应该敢于抵制，敢于洁身自好；面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行为，应该敢于对党和政府讲真话，敢于仗义执言。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阶段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从而不辱我们律师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当然，除了拥有历史责任感之外，我们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具有浓烈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我们在努力追求个案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挥重大作用。依照律师的职业要求，律师确实需要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当事人实现法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参与处理的所有民事纠纷和绝大多数的刑事纠纷（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除外），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理应学会运用政治家的头脑，在维护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正面和缓的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而这，也正是为了促进法律所追求的秩序价值的实现。

五， 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看看我国《律师法》关于“律师”的定义——“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显然，这是一个形式上的解释，这一解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含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它意味着律师似乎仅仅只是为了执业而向社会售卖法律知识的人——其实，这仅仅只是说明了律师职业的自然属性（或称为技术属性），因为它仅从技术层面上说明了律师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而回避了律师本应具有的政治属性。
我们知道，现代律师制度，是近现代民主宪政的产物，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诚然，作为一个职业，律师和所有其他职业群体一样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但律师除了给社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以外，更肩负着维护法律自由、正义价值的伟大历史使命。律师正是通过自己的执业活动代表私权制横国家公权、维护民主宪政秩序——否则，不能做到这一点，律师就将沦落为封建时代的“讼师”，而律师职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也将毫无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才是律师的本质属性。
因此，作为法律人，作为律师，我们应该对于我们这一职业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保持充分的自信，在律师实然地位与其应然地位还不够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应多思考中国律师该如何才能积极融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多思考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这，并不是为了谋取某个行业的私利，更不是为了律师执业的方便，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切实需要，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早日实现——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让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得以理性回归。
参考文献：刘桂明《中国律师》